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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问题:医生生病会怎样用药?——

德国医药记者尤格•布莱克所著《过度的医疗》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为什么当医生自己生病时,他们常常不会服用平时开给普通患者的那些药,或者做他们劝病人接受的手术?

据介绍,该书作者常年关注过度医疗、药物过量等领域的问题,并针对医疗产业做了大量深度报道。书中提到:德国海德曼大学做过一次研究,问卷调查了德国骨科医生面对本专业的11种标配手术时会如何反应。在评估了共169份答案后,研究人员惊讶地发现,医生们对教科书方法“普遍倾向于不接受”,对所有方法的平均赞同率仅41%,对某些手术的拒绝程度更让人意想不到。例如,如果患有椎间盘突出症并伴随顽固性疼痛,被询问的骨科医生中只有17%会选择接受手术。(财新网)

这让笔者想起了自己的亲身经历:进入花甲之年后,笔者的椎间盘也有突出现象,经拍片确诊,问何以治疗,当值医生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最好的办法当然是手术。笔者后又通过其它渠道多次查询,答案庶几相同。但毕竟手术事大,笔者有些迟疑,恰巧一位朋友的家人也罹患此症,听从医生建议做了手术,不料术后其腰腿一直处于酸痛状态,难以长距离步行。复检几次又做了康复,至今已近两年,但依然未能痊愈。笔者由此颇感庆幸自己当初没有“盲从”。

举此例并非想证明凡椎间盘突出都不该做手术。以常识来看,此症状属于不可逆的“物理现象”,保守疗法只能防止其趋向严重,而手术的确可能加以矫正。但同样从常识来看,手术的风险较大,因为腰间盘区域的神经比较密集,搞不好会对身体的其它部位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动不动手术,要看症状是否严重,进而在风险和收益之间求得平衡。理论上医生给出的手术建议确实有可能“一劳永逸”,但与此同时医生也应该将手术的风险详告患者,而不是简单地称手术是最佳方案。上述对德国骨科医生的问卷调查结果证明,大部分医生评估了风险与收益之后倾向于保守治疗,惜乎这种理性的抉择只是在他们自己患有此症的条件下作出的,若换成是针对一般的患者,他们又会给出怎样的建议?……想到这里,笔者不禁又出了点冷汗。

当然,如果自己将来症状严重起来比如下不了地、走不了路,笔者也不排除手术治疗的可能性,同时还要看本人的年纪和承受度。 问题是:为什么医生对患者和对自己给出的用药或治疗方法会有这么大的差异?笔者不用翻书也能估摸到:正如财新的“编者按”所指出的,当今“在医药界,用药、诊断和治疗的根据,常常不是医学的合理性,而是经济利益、疏忽乃至谬误。”编者的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但亦可再加细分:

——“经济利益”就不用说了,凡了解一点医院现状的人都懂的,这属于体制性问题,笔者不想在这篇短文中展开,总之现在不少医院和医生自觉不自觉地把治疗也看成一种“商业行为”。想想看,当你作为一个患者面对医生,如果知晓对方为你开具处方时脑子里正在捉摸如何争取“赢利最大化”,岂非让人细思极恐?

——“误诊”肯定是难以避免的,盖因凡人都不是神,医生也一样,医术会有高低优劣之分,这也是为什么现如今不管大病小病人们都愿意到大医院就诊的原因所在,因为那里的名医资源较多,而“良医”在任何时候又总是稀缺的,如何合理分配和使用这些优质资源也是一个颇费脑筋的改革命题。

——最不能为人接受的是“疏忽”,盖因医术可以有高下,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所谓“医者仁心”却应该是所有医生都具备的。医生是个“救死扶伤”的特殊职业,所谓“人命关天”,应该勉力为患者排忧解难,即使无法“妙手回春”,至少也应该耐心一点、细致一点,特别是应该详告患者的病况以及所用药物或治疗手段的利弊得失,做到“信息公开透明”,以便让患者心里有数,而不是三下两下就把对方给打发了。虽然笔者也知道,长期处于压力状态下,医生很难有好心情、好脸色,但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然从事了这个职业,就得背负这座“十字架”,要不然还不如趁早改行算了。

总之,文首所提出的那个问题比较复杂,有的关乎人性,有的关乎三观,还有的关乎文化和体制。虽然调查的结果让人心生不安,但仔细想来却也无可奈何,你若有病还是得去医院、还是得找医生不是?——谁让你当初没有选择学医来着。(未名日记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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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未名

蔡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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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2018年7月开始每日兼发微博。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未名周记(每周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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