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2132）·

                       对于新冠，“清零”还是“共存”？

                              ——荐读几位专家的相关之论

本文要义：吾国究竟应该一直坚守“清零”，还是应该逐步接受“与病毒共存”，最终还是取决于对损益的通盘考量。何去何从，时间终将给出答案。

上周“未名周记”的正题是《“公益”之地，“资本”禁入》，副题是“对‘两减’问题的思考（之一）”，笔者本想这周接着写“之二”，下笔之际临时变了主意，改谈新冠话题。

缘何？盖因笔者发现，这几天吾国舆论场上针对抗击新冠疫情策略的看法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有专家和媒体开始谈论未来是否还要继续坚持“清零”。笔者曾在6月发过一篇《“双管齐下”竟何时——前瞻吾国的新冠防控》的周记，那时还未见有人关心这个颇似有些敏感的问题，但现在情况已有所不同，接连有多位专家公开表示接下来吾国或应调整“清零”策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舆情变化？当然是因为现实生活出现了变化：近期，以德尔塔为代表的新冠病毒突变株对各国大举侵袭，使得本来已有所缓和的全球疫情又“急转直上”，其中最典型的仍是那个抗疫表现最糟糕的国家——美国，其日新增感染病例从两个月前的1万多急速蹿升到近日的超10万例，该国著名的医卫专家福奇警告说，未来美国有可能重新攀上日增20万例的“高峰”！

被德尔塔侵袭的远不止是美国，浏览新闻报道可知，各大洲的许多国家都出现了疫情卷土重来的状况。一些原先被称为“优等生”的国家也在德尔塔的攻击下纷纷“沦陷”。就连抗疫成绩最突出的吾国，近日也由于南京禄口机场的“失守”而产生了被官方称为“多点扩散，局部暴发”的新一轮疫情，目前已蔓延到十几个省市。

当然与其它国家相比，吾国的这一波疫情还算是轻的，迄今发现的阳性病例只有数百个，相信在吾国的“严防死守”下，最终也会得到控制。但由此亦可见德尔塔变异株的传染速度之快、攻击力之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笔者看到有些专家开始谈论未来吾国是否应该调整“清零”策略。本文的主要篇幅用于摘引他们发表在媒体上（未注明出处的均来源于财新网）的观点，并夹杂笔者的简评。

笔者首先看到的是由几位学者创办的移动新媒体平台《知识分子》上的一篇专家访谈。访谈题目直截了当地提问“德尔塔突变株会改变‘清零’防控策略吗？”。文中提到，8月4日，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随着新冠大流行的持续，全世界都面临一个共同问题，即所谓 “大流行倦怠”。冯子健认为，在实现（疫苗）高水平覆盖之前，吾国国内现有的防疫措施仍然有效，但早晚有一天会做出决定调整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的核心措施，包括对入境人员的数量限制、核酸检测和隔离措施等。

访谈还说：无独有偶，一份流传于网络的会议纪要显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针对此轮疫情传播分析称，目前德尔塔使得防控的难度提升10倍，“清零”策略遭受挑战，难度很大，防控疫情需要改变心态，目标不再是消灭病毒，疫情没有可能完全结束，要适可而止采取常规防控。

紧接着同样在《知识分子》上，笔者看到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王立铭教授的一篇演讲报告《新冠防控需要新思路》。报告指出，新冠大流行一年多来，人类无法彻底消灭新冠病毒，它将长期甚至是永久性地与世界共存，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德尔塔到来之后，疫情防控的难度有了显著提高。如果进一步升级管控措施，隔离更多的密切接触者，更强有力地限制人群的出行活动，可能会对正常的社会经济活动构成更大的干扰。而现有疫苗虽能有效预防重症，但无法阻止轻症和无症状感染的出现和传播以及病毒的变异。实际上笔者看到央视新闻最新报道说，近日已在日本和南美国家发现了一种名为“拉姆达”的新型毒株。

王教授认为，面对新冠疫情长期化、其健康威胁日益流感化的新趋势，吾国应对新冠疫情的策略也需要调整以 “清零” 为红线的战时思维；不然的话，所付出的社会和经济代价可能会过于高昂。未来的疫情防控不应强求“清零”，需要将成本思维带入决策，制定出更精细化的管控措施，包括管控的力度、时长、范围如何设定，以及何种条件下解除哪些管控措施等等。与此同时，应加快进行疫苗普遍接种，大大降低新冠肺炎的重症率和病亡率，提高人民群众对新冠小规模流行的接受程度；另一方面也为我们重新打开国门、恢复常规国际交流做好准备，特别考虑到明年吾国将举行冬季奥运会、亚运会。

 非但如此，王教授在报告中还“单独强调”说：伴随着德尔塔突变株的流行，很多人曾经设想的疫情防控目标——通过大比例疫苗注射形成“群体免疫”以阻断新冠病毒，已经基本成为幻想。他的这一论断让笔者有些吃惊，但仔细体会，教授此说似也不无道理。既然如此，为什么王教授还主张应加快推进疫苗接种，做到“应接尽接”呢？笔者的理解是，关于疫苗的作用，实际上我们现在已“退而求其次”，即并非要完全阻断病毒的传播，而着重于以此来大大降低重症和病亡的概率。倘能如此，就算已经把疫情的危害降至最低。

当然也正如王教授所指出的，在继续推动现有疫苗普遍接种的基础上，还需要积极推动新型疫苗的研发和引进工作。比如我们可能需要利用国内灭活疫苗的产能优势，开展第三针灭活疫苗的加强接种甚至是定期反复接种，以提高人群的免疫力。不过笔者内心还是存有未来是否还能争取“最优选择”的期盼，即科学家们通过科研攻关，最终能研制出保护效力更强乃至具有完全免疫作用的疫苗，包括可以制服新冠的特效药。如此，人类方能彻底战胜新冠这个“恶魔”。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如同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一样，新冠病毒有一天会否突然自动消失？果如此，那只能说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怜悯了。

接着，笔者又看到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先生（看姓名似是一位华裔专家）最新发表的一篇文章《与新冠病毒共存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文章指出，此次始于南京的吾国新一波疫情，就受到影响的省份和人口而言，可以说是2020年武汉疫情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面对快速传播的德尔塔病毒，即便是严格的国际旅行限制措施也难以完全阻止它突破国家疆界的封锁。百密必有一疏，而病毒只要抓到一次机会，就可以迅速传播形成燎原之势。理论上吾国可以通过举国之力，继续强化防止病毒从外部输入的措施，营造一个新冠大海中的“安全岛”（笔者曾在一篇微博中也用过这个比喻），而这样也可能会产生始料未及的后果。他的意思是，如果这个“安全岛”与外界长久不发生接触，随着外面世界的病毒持续变异，以至于“岛”内居民对境外流行的毒株丧失免疫力，这种情况下对外封锁的时间只会更加漫长。笔者的理解是，处于繁忙交通状况中的“安全岛”固然相对安全，但在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之前，“岛”上之人只能呆在那里而不敢“越雷池一步”。

黄先生进而指出，目前吾国的解决方案是以空间换时间，通过持续的严防死守来争取时间，以完成疫苗大规模接种形成“群体免疫”。但高传播力的德尔塔毒株的出现使得“群体免疫”的门槛陡然升高（这一判断与前面所引浙大王教授的看法近似）。现在几乎所有疫苗的有效性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降低。退一步说，即使实现了“群体免疫”，也不能一劳永逸完全消灭病毒，因为病毒还会变异，更遑论疫苗本身的有效性也会衰减。故此，原有的围堵策略势将面临巨大的挑战。一方面，要实现“清零”的难度显著增大；另一方面，政策实施的社会和经济成本显著上升，民众对该政策的支持度也会受到影响。时间越长，严防死守的代价只会越大。

黄先生还引用了恩格斯的名言：“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黄先生表示，新冠大流行的长期化和新型毒株的出现，让我们认识到必须与新冠病毒共存。鉴于吾国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应从以“清零”为目标的围堵策略，转向以预防重症和降低死亡的止损策略。与此同时，疫苗接种策略也需要调整。在毫不松懈地持续推进全国范围的疫苗接种工作的同时，以时不我待的态度开发、引进、大规模生产更为有效的疫苗作为加强针或序贯接种使用，让大部分人口接种高效疫苗，为实现与病毒共存提供一个初步的动态免疫屏障。

显然，黄先生与前面几位国内专家的看法基本相同。不同的是，黄文还专门提出了对新冠病毒的“脱敏化”问题，即要让民众正确认识新冠病毒及其危害，媒体要避免过度渲染其危险，要降低民众对国家干预新冠措施的高期望值，以科学的态度评价国内外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同时，“脱敏”也要求在政策执行中调整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如果仅仅因为某地出现了几个病例就严厉处罚主管官员，往往导致地方应对疫情时草木皆兵，搞一刀切，甚至层层加码过犹不及，这样反而不利于精准抗疫。

黄先生还谈及“与病毒共存”的情况下如何合理分配和使用医疗资源避免造成过度挤兑，包括加强国际合作，在对等原则下通过双边和多边方式协调抗击疫情的措施，特别是国际旅行的限制措施，如疫苗护照互认问题、出入境检查和隔离问题等。限于篇幅，本文只能略过。

看上去这几位专家之论颇有说服力，然而笔者发现，亦有专家提出截然不同的观点。就在本文写作之时，笔者刚看到“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发表了原卫生部部长、中国卫生经济学会总顾问高强的一篇文章，抨击将当前疫情反弹的责任推给病毒变异是英、美等国的“甩锅”，指这些国家的当政者不顾人民健康安危，盲目解除或放松了对疫情的管控措施，单纯依靠疫苗接种的抗疫模式，追求所谓的“与病毒共存”，导致疫情再次泛滥。而在这种理论的诱导下，不少发展中国家也放松了疫情管控，致使全球多个地区出现了第二波、第三波疫情。

高文颇有针对性地指出，令人诧异的是现在我们的一些专家既宣扬德尔塔病毒的严重威胁，又主张“与病毒长期共存”，这岂不是互相矛盾吗？笔者也觉得似有“矛盾”之嫌。但让笔者也感到诧异的是，高先生干脆认为人类与病毒是“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关系，人类的目标始终是消灭病毒，而不是“与病毒共存”。笔者觉得这话可能说得有些过于绝对，一来要看是怎样的病毒，二来人类是否能做到彻底消灭所有病毒，如果不能的话，又该怎么办？

高先生还说，人类最终战胜病毒要依靠能够杀死病毒的药物，但在此之前，人类也不是束手无策地“与病毒共存”，而是通过严格的隔离控制措施，以最快的速度切断病毒的传播链，把病毒封锁在最小的范围内“自消自灭”。新冠暴发以来，吾国用这个办法迅速控制了疫情，并多次实现本土的“零感染”。他认为只要我们在“外防输入”方面“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坚决“御病毒于国门之外”，就一定能够“将病毒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他指包括吾国与世界的互通，也必须是健康的互通、安全的互通、符合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互通，而不是盲目的互通，更不是不计后果的互通。当前在国际疫情严重反弹的情况下，吾国必须坚持对入境人员实施严格的监测、隔离等防控措施，这不是切断与世界的联系，而是对人民健康和国家安全高度负责的表现。吾国的抗疫策略，是精准疫情管控与广泛接种疫苗并行不悖的“双保险”策略，而不是用“群体免疫”替代对疫情的严格管控。他斩钉截铁般地认为：“与病毒共存”绝不可行，只要疫情仍在国际上广泛流行，吾国严防境外病毒输入的方针就不能变，坚决切断病毒传染链的策略就不能变。至于吾国何时开放国门、如何开放国门，应当根据国际疫情控制的实际情况，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出发，适时作出安排。

高强先生的这篇文章可谓“旗帜鲜明”，堪称“快人快语”；考虑到他的身份，更让人感到颇具份量。笔者觉得，若单从“安全性”的角度考虑，“清零”策略确实是最优选择。但他的观点也并非无懈可击。第一，他的立论前提是人类一定能够彻底消灭新冠病毒，但这恐怕不是凭我们的主观意志笃定能做到的，还要看实践的结果。万一做不到的话，人类就得被迫无奈地“与病毒共存”，否则又能如何？第二，他没有谈到长期坚持“清零”策略包括封锁国门所付出的成本，而成本问题正是前面那几位专家之论的核心要点之一。以高先生的说法，只要病毒未在全球被彻底消灭，吾国就应将“清零”和“闭关”策略坚持到底，但此底伊于胡底，长此以往又将会是怎样一种情状？

尽管上引几位专家的观点有所不同，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笔者阅后均颇受教益。小结一下自己的读后感：吾国究竟应该一直坚守“清零”，还是应该逐步接受“与病毒共存”，最终还是取决于对损益的通盘考量。何去何从，时间终将给出答案。

                                                2021年8月9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