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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科生”的说法和悖论。——

前几天笔者在财新网看到上海交大教授陆铭的一篇演讲稿,指最近有一篇文章在网上传播甚广,“对于文科生可以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说是希望吾国能够提高理工科学生的比重,因为在东南亚国家,由于文科生比重太高,导致这些国家发展停滞。但是根据陆教授他们的研究,发现一个地方官员如果在大学学的是社会科学和文史哲之类,那么他所在的这个地方,科教文卫的支出占GDP的比重就要上升1.3个百分点左右;而理工科出身的领导所在的地方比重就要低一点。陆教授在演讲中还列出图表为证,称要“澄清一下关于文科生的偏见”。

这真的是一个有趣的说法。多年前笔者曾见到过另一个说法,称吾国那些年是“工程师治国”,依据为当时的领导大多是理工科出身,所以吾国的经济发展较快;而域外有些国家的领导多为法学院毕业且当过律师,所以比较注重“法治”。笔者对这种说法有些将信将疑。现在又看到陆教授的上述新说法,闻后留意了一下,现今的高层领导似乎的确是“文科生”居多,地方领导则多是理工科出身。

笔者对此没有做过专门的研究,兴趣也不是很大,本想“一笑而过”。不料又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近日也参与了这一话题的讨论,他指发展中国家文科生多的原因在于文科教育的成本相对较低,而理工科的教育成本较高,所以他们为了快速发展教育,大量设置文科科系。他认为这些国家文科生很多而经济发展却普遍不佳,两者有一定的相关性,但不见得有因果关系。

陆、林两位都是经济学家,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常说对同一个问题“10个经济学家有11种解释”,这当然是一句调侃之言;同时也印证了另一句戏言,即“经济学帝国主义”,意思是如今经济学涉猎的领域越来越广,不管什么事儿都能“说上一嘴”。

关于“文科生”问题,以上两位经济学家所说似都不无道理。当然我们的理解也不能绝对化,比如若硬要将两位专家的说法对照起来看,你就会发现存在这样的逻辑悖论:如果说文科生出身的领导比较重视非经济领域的发展,而培养文科生的教育成本又较低,那么,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岂不是要比发达国家做得更好?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

阿庆嫂说过:“听话听音,锣鼓听声”。故此对两位专家的说法要“正确理解”,不必过于较真,听听就好。(未名日记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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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未名

蔡未名

1949篇文章 2分钟前更新

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2018年7月开始每日兼发微博。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未名周记(每周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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