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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拿”住了我们什么?——

据“智谷趋势”载文说,近年铁矿石价格上涨了60%,但钢材价格涨幅不到10%,吾国钢铁业因此受到的影响非常之大。以2019年为例,吾国钢企的铁矿石进口总量仅微增0.5%,钱却多花了266.4亿美元;当年钢铁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利润反而还下降了30.9%。2020年的反差更大。

笔者之所以对这篇文章感兴趣,是因为它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吾国的钢铁产量占据全球“半壁江山”,铁矿石作为钢铁生产最重要的原材料,为何其进口价格谈判权的天平从来都没向我们倾斜?文章甚至愤而直言:中国的钢铁企业看起来就是给海外的矿商巨头在打工!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谁都知道在市场交易中,采购量越大,价格就越便宜,故此很多消费者都加入“团购”的行列。吾国既是全球铁矿石需求量最大的客户,按说在定价方面应该具有优势,理应获得卖方的优惠,为何实际情况却是相反?换言之,那些海外矿商不断提高价格,难道他们不怕吾国减少铁矿石的进口,使他们的产量、价格、利润大幅下跌吗?

文章对此给出了一些分析,但在笔者看来,似乎还没有说到点子上。窃以为根本的原因在于:作为一个被称为“基建狂魔”的工业大国,钢铁对吾国来说是一种“刚需”,而偏偏吾国的“铁矿资源贫矿多、富矿少”,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进口,如此一来,吾国作为“最大的客户”,反而成了我们在价格博弈中的劣势。因为铁矿石进口量若减少,意味着吾国的钢产量也会相应减少,我们所承担的损失可能要比那些海外矿商更大。

诚然,那些海外矿商们也并非不想多卖些矿石多赚些钱,他们的不断提价也是要冒有可能失去吾国这个最大市场的风险。但是这些“奸商”们显然也是看准了:吾国如嫌价格太高而减少铁矿石的进口,不仅将影响到吾国钢铁业的发展,还将影响到整个工业和基建行业,进而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增长和许多领域的就业。故此他们判定即使提价,吾国也不得不“接着”。经济学告诉我们,买卖双方博弈时,不仅会考量各自的获利,还会考量买卖不成后的风险。而这些海外矿商正是将双方的风险系数纳入了博弈时的考量,故此提起价来如此“肆无忌惮”。

进一步想,吾国早在多年前就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而钢铁行业的产能过剩是最为严重的,政府曾三令五申要加以缩减,为何近年来的钢铁产量反而扶摇直上,至今已突破10万亿吨的大关了呢?显然,说到底还是因为国内的基建、房地产包括对外的“一带一路”建设对其有强劲的需求,钢企扩大产能后虽然利润率降低了,但还是有得赚的(尽管与那些海外矿商比起来,赚的只是“小头”),不然市场就有可能被其它的竞争对手抢占。

由此可见,至少在吾国的钢铁业,“广种薄收”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得以根本的转变。很多年前吾国曾有一句名言: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那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那个时候吾国缺钢少铁,钢产量不足世界千分之一,为此吾国发起了“全民大炼钢”运动,“砸锅聚铁”也要把钢产量搞上去。然而当时的决策者根本没想到,几十后的今天,吾国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虽然粮食生产尚未实现当年“亩产万斤”的宏愿,但年钢产量已经高达10万亿吨,占了全球一半,早就实现了“超英赶美”。

半个多世纪过去,人类已进入信息时代,钢铁对国家建设仍很重要(尤其是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但已经不是只要有它“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笔者希望,有朝一日吾国用不着生产那么多钢铁也能让经济发展、人民幸福。这倒不是仅仅为了在与那些海外矿商的价格谈判中“不蒸(争)包子蒸(争)口气”,更是为了营造一个更健康、更洁净、更有可持续性的“绿色中国”——毕竟,钢铁业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太大了。(未名日记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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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未名

蔡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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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2018年7月开始每日兼发微博。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未名周记(每周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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