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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拿来主义”到“原始创新”

从“拿来主义”到“原始创新”。——

笔者在爱思想网看到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教授接受一次采访时的口述内容,重点阐述这么多年来美国科技实力为何能引领全球、中美之间最根本的差距在哪里、是什么阻碍了吾国的科技创新、需要做出哪些改变等问题。

文中提到20世纪三个伟大的发现即无线电、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什么都出现在美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基础、应用以及开发研究都非常强大。基础研究决定了它在原创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它能诞生多少“原始创新”,当“原始创新”不断地“滚雪球”,后面的应用和开发研究也会随之而壮大。如此一来,美国的科技实力自然会日益增长。而吾国的短板,恰恰就在于对基础研究和基础学科缺乏正确的认识,我们的文化中缺少对科学、真理和创造的支持,大部分时候强调的是为了救国救民、为了振兴中华等。这就导致我们更多地从一种功利角度、实用角度来看待科学,我们的科技创新从骨子里就包含着“应用性目的”。

吴教授指出,这几年科技领域的创新尤其如此:凡国家看准的、以国家财力为支撑的、集中力量办起来的工程,它们的发展都是比较明显的,比如我们的高铁、航空航天,更多的还是偏向于一些追赶型的科技创新,也就是在别人已有的技术基础之上做一些局部突破,反正目标在那里,不惜代价,举国之力,大概怎么都能取得一些成绩。可真正的原始创新是需要想象力的,基础研究薄弱,我们的原创能力就始终上不来,就好比别人是从头做起,而你只能拿过来做一些局部的改进,但这是暂时的、不可持续的。当然,在开始阶段,我们需要这种模仿、这种迭代,需要这种“从1到100”的创新。但是今天,吾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国,我们更需要的是“从0到1”的原始创新,这才是决定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所以,唯有从根本上扭转我们对科学、对基础研究、对创造性文化的看法,才能真正缩小与美国之间的科技差距。当然,这个路途很可能道阻且长。

吴教授所说的“从0到1”的原始创新,让笔者想起吾国领导近日在一次科学家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亦有提及,领导说:“我们必须走出适合国情的创新路子,特别是要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可见,吴教授所言与领导的指示完全一致。

那么,如何“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呢? 吴教授指出,从长远来看,中华民族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培育起我们的科学文化。在吾国文化里,很容易把科学和技术相等同。其实这二者有本质的区别:技术是一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事情。而科学则是含有创造性的,最终是根植于人性自由的维度,没有自由发展的个性,没有自由的空间,创新和创造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为此,吴教授指出了目前吾国“至少存在”的三大问题。 首先是当下的教育与创新、创造的思维模式要求相悖。目前这种死记硬背、单纯记忆和服从型的教育方式需要加快改革。他引用一位社会学家的话说,“拉磨一年,终生无缘千里马”,指现在我们的教育就有这样一种可怕的趋势,力图把孩子们都变成“骡子、驴”,难以让他们成为“千里马”。我们的教育如果不能极大程度地发挥少年儿童的个性,那么吾国的科技创新就是没有根基的。就像我们开玩笑说,从小到大都是让他听话,循规蹈矩,读到博士了突然让他创新,他能创新什么,又怎么去创新?

其次是不能把学校当作“官场”来办。现在,我们的书记和校长中,有很多人按照官场那一套系统来办学校,这也是一个大问题。再者是现在的教师队伍中,有很多人就是在僵化、守旧的教育思想下培养出来的。尽管社会上一直在呼吁教育改革,但具体执行的还是这些老师,他们如果不从自身改变,这件事就会很难。

另一方面,科学家共同体要建立科学文化。吴教授认为,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迹象,就是我们的科学家共同体内部也慢慢养成了准官僚化的配置。比如院士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焦点。院士手上的钱用不完,天天想着怎么花钱;而年轻的科学家找不到钱,没有钱可用。科学家共同体内部需要一些机制来变革,要形成一个合理的资源分配机制。此外,社会上要有一种正确的风气,不要一窝蜂,好像重视一个科学家,某个领域的科学研究就要有重大的突破,如果科学家失败了,就觉得这个人有问题或者怎么样。要让全体公民有科学意识,要在社会上营造一种对创新的容错和鼓励氛围。

吴教授文中着重批判了功利主义对吾国创新的危害,指当下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功利主义,对于创新的氛围是一种极大的损伤。他指出,从科学的根本来说,一切创造性的发现和研究本质上都是非功利的。保持一颗超越功利之心才能进入创造的状态,不能老想着做出来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用处。他举了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国外评奖走的不是申报制度,没听说需要哪个诺奖得主先填写一张申请表;而吾国的奖项基本都要事先申报,在吴教授看来这是一种人格上的侮辱,因为申报本身把一个科学家变成了功名利禄之徒,往往还会造成浮夸的风气,自己吹自己。我们在评奖的时候还要讲究地区平衡、行业平衡以及人际关系平衡,长此以往,你获了奖大家也不会认为你真的达到某个水平,而是归为平衡的结果。如果这个奖是平衡出来的,不是你凭真才实学得来的,是单位帮你跑来的,那这个奖还有什么意思;当科学研究变成一个赚钱的生意时,民族还能有什么希望。为此他呼吁:最根本的还是要培育起人们对真理的热爱、对宇宙奥秘的好奇,这才是驱动科技创新的源头所在。否则,即便某些东西暂时做得还不错,但从长远和整体来看,最终还是会落后的,甚至连翻盘的机会都没有。

访谈的最后,吴教授又再次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提出教育要放开,国家应容许私立教育的大力发展。如果在孩子脑神经发育的关键时期,约束他们的创造力,杀死潜在的可能性,十年二十年之后,很可能会造成整个民族智商和创造力的退化。他坦言,目前来看我们的公立教育机构比较庞大、惯性很强,难以轻易转向,这是一个较大的问题。我们可以把公立教育放在基本部分,让大家都能够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然后大力发展私立教育,以此来推动教育思想的转变。如果教育不放开,我们长远的科学创新文化将会受到巨大的伤害。

笔者完全赞同吴教授以上的观点,故此不避嫌地大段抄录了他口述的以上内容。笔者由此还联想起许多年前鲁迅先生曾倡导过的“拿来主义”,这在当时确实具有进步意义。功利主义或称实用主义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在改开的早中期,当吾国还处在“追赶”阶段时,它起到了促进吾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作用。但如今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新冠疫情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冲击十分巨大,国际形势将发生很大的变化,功利主义逐渐暴露出了它原来没有显现的许多后遗症(比如美国对高端芯片的“卡脖子”),就算想要继续奉行,也已经越来越缺乏条件和土壤了。时势将逼迫我们直面许多原本被回避了的棘手问题。

故此,“拿来主义”也要“与时俱进”,不能仅仅是“拿来”,更需要有“原始创新”。未来会不会有更多的“从0到1”的突破,将是检验我们的教育体制、科学文化能否适应新的形势发展的“试金石”。(未名日记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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