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了，“耿彦波市长”？——

关心政经时事的人可能对“耿彦波”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曾为山西大同市长，以在任期间大举拆迁改变大同的市容市貌而闻名，后调任太原，一年多前已退休。不过，最近《中国新闻周刊》发表《被亮“黄牌”的大同古城：大拆大建后遗症》的报道，将这位昔日的“城建市长”重新拉回人们的视野。报道指其主政大同时期，大刀阔斧地进行古城改造，投资超过700亿元，还留下了200亿元负债，结果却遭致国家相关部门严厉批评为“拆真建假”，甚至危及大同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

笔者无意评价耿彦波以往的功过是非。正如财新网的“火线评论”所指出的：耿彦波代表了吾国改革开放后一个时期内的一代城市主官，他们主政一方时，非常重视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但又缺乏产权意识、规则意识和文化文物的保护意识，而他们身上的铁腕、强势作风也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他们的“政绩”。在GDP的指挥棒下，只要不出大事，上级政府也乐见其成。然而在民间，他们的施政风格又招致极大非议，老百姓给他们冠之以“X挖挖”、“X拆拆”之类的绰号。笔者看到，所谓“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在这批“城建市长”中，不少人后来都因贪腐问题而落马，而从耿彦波的“平安落地”看，他还是是幸运的或者说是比较自律的。

财新网的“火线评论”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高质量阶段，属于耿彦波们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大拆大建的“造城”运动，无论从宏观与微观层面，都难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也与“霸道成事”的执政风格不再相洽。

的确，当下的吾国城市，至少地面上都已经拆建得差不多了，不大有可持续下去的空间。之前的大拆大建虽然创造了很多GDP，但也给后任的城市主官们留下了沉重的债务，后者即便想继续推进“造城运动”，财力上恐也已“有心无力”。虽然大拆大建使得吾国物理意义上的“城市化”突飞猛进，但由于一些制度性的障碍，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进程已明显放缓，且未来十年内吾国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后可能会转而减少，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将进一步加剧，现在该是考虑如何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加快推进“人的城市化”的时候了。

正是从一种象征意义上，笔者要说一声：别了，“耿彦波市长”。不过笔者对此还是打了个问号，因为眼下在一些城市正在大建地铁，继高铁之后，吾国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拥有城市地铁里程最长的国家，尽管为此将增加新的债务。

而且“耿市长”们也不必伤感，你们的努力已经在曾经主事的城市里留下了浓重的印记。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用强力手段对城市实行大拆大建，虽然往往引致人文学者们的批判，但时过境迁以后，人们又往往忘记了当初的不满和愤懑，反而会“欣然”接受这样的结果，甚至把所出现的新景观视为城市一种令人自豪的标签。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都市，譬如法国的巴黎、美国的纽约、吾国的北京等等，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昔日的拆建不仅成就了今时的“胜景”，有些还成了“国家文化的瑰宝”。至于那些在强拆中切身利益受损的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终将成为“过去”；而大拆大建所欠下的债务，总能找到各种办法来“消化”。

历史的演变就是这样诡异。但愿随着未来“耿市长”们的身后也能获得“功大于过”的评价。（未名日记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