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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了,“耿彦波市长”?

别了,“耿彦波市长”?——

关心政经时事的人可能对“耿彦波”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他曾为山西大同市长,以在任期间大举拆迁改变大同的市容市貌而闻名,后调任太原,一年多前已退休。不过,最近《中国新闻周刊》发表《被亮“黄牌”的大同古城:大拆大建后遗症》的报道,将这位昔日的“城建市长”重新拉回人们的视野。报道指其主政大同时期,大刀阔斧地进行古城改造,投资超过700亿元,还留下了200亿元负债,结果却遭致国家相关部门严厉批评为“拆真建假”,甚至危及大同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称号。

笔者无意评价耿彦波以往的功过是非。正如财新网的“火线评论”所指出的:耿彦波代表了吾国改革开放后一个时期内的一代城市主官,他们主政一方时,非常重视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投资,但又缺乏产权意识、规则意识和文化文物的保护意识,而他们身上的铁腕、强势作风也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他们的“政绩”。在GDP的指挥棒下,只要不出大事,上级政府也乐见其成。然而在民间,他们的施政风格又招致极大非议,老百姓给他们冠之以“X挖挖”、“X拆拆”之类的绰号。笔者看到,所谓“常在河边站,哪能不湿鞋”,在这批“城建市长”中,不少人后来都因贪腐问题而落马,而从耿彦波的“平安落地”看,他还是是幸运的或者说是比较自律的。

财新网的“火线评论”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高质量阶段,属于耿彦波们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大拆大建的“造城”运动,无论从宏观与微观层面,都难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也与“霸道成事”的执政风格不再相洽。

的确,当下的吾国城市,至少地面上都已经拆建得差不多了,不大有可持续下去的空间。之前的大拆大建虽然创造了很多GDP,但也给后任的城市主官们留下了沉重的债务,后者即便想继续推进“造城运动”,财力上恐也已“有心无力”。虽然大拆大建使得吾国物理意义上的“城市化”突飞猛进,但由于一些制度性的障碍,农业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进程已明显放缓,且未来十年内吾国的人口数量达到峰值后可能会转而减少,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将进一步加剧,现在该是考虑如何通过制度改革和创新加快推进“人的城市化”的时候了。

正是从一种象征意义上,笔者要说一声:别了,“耿彦波市长”。不过笔者对此还是打了个问号,因为眼下在一些城市正在大建地铁,继高铁之后,吾国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拥有城市地铁里程最长的国家,尽管为此将增加新的债务。

而且“耿市长”们也不必伤感,你们的努力已经在曾经主事的城市里留下了浓重的印记。以历史的眼光来看,用强力手段对城市实行大拆大建,虽然往往引致人文学者们的批判,但时过境迁以后,人们又往往忘记了当初的不满和愤懑,反而会“欣然”接受这样的结果,甚至把所出现的新景观视为城市一种令人自豪的标签。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都市,譬如法国的巴黎、美国的纽约、吾国的北京等等,都曾有过类似的经历,昔日的拆建不仅成就了今时的“胜景”,有些还成了“国家文化的瑰宝”。至于那些在强拆中切身利益受损的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终将成为“过去”;而大拆大建所欠下的债务,总能找到各种办法来“消化”。

历史的演变就是这样诡异。但愿随着未来“耿市长”们的身后也能获得“功大于过”的评价。(未名日记10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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