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2038）·

本文要义：吾国“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方针绝对没有错，但所说的“内需”应该着重于“消费性需求”而不是“投资性需求”，所说的“消费”主要应该针对占据吾国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者及其家庭——只有增加他们的收入，提振他们的消费，上述方略才能获得成功。

早在多年以前，吾国就提出了“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方针。此次遭逢新冠疫情，鉴于国际形势的变化，高层指出“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由此，内需和消费的重要性将愈加凸显。

然而如题所示，“内需”和“消费”这两个概念看似简单，实则应进一步加以厘清，方能更好地贯彻上述方针。 所谓“内需”，亦即“国内需求”，是相对于“外需”而言。在市场的供需关系中，需求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经济学家们认为有些创造性的供给也能够刺激需求（比如苹果手机），但一般而言有需求才会有供给，需求带动了市场的投资和生产，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反之亦然。

但是，人们在使用“需求”这个概念时，往往容易忽略对它的细分。在笔者看来，“需求”其实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投资性需求”，另一种是“消费性需求”。 比如高铁、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笔者将其列为“投资性需求”。这些基建项目虽然也能带动诸如钢铁、水泥等等建材的生产供给，但与民众日常消费的关系不是非常紧密。而且这些基建项目具有很强的公共性，并非以追求赢利最大化为投资目的。因此，它们的盈利性往往较差，有的甚至要亏本经营。又由于这些项目属于资本密集型，在创造社会就业方面，作用也相对有限。

必须承认，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往往十分巨大，故而能在短期内拉动GDP的增长。盖因GDP这个东西是不问投资盈亏的，也就是说无论这些项目盈利还是亏损，只要你投资下去，它就会被计为GDP。经济学界有个说法：你在地上挖个坑，就能产生GDP；再把这个坑填上，也能产生GDP。看上去是个讽刺性的笑话，但现实经济生活中的GDP，的确就是这么计算的。

笔者所说的“投资性需求”，主要指的就是这一类需求。而所谓的“内需”，自然也包括了这一类需求，只是其投资基本上来自政府以及国有企业。因为民营企业的投资（慈善性质的除外），都是以盈利为目标的，唯政府和国企才会从事这些虽无直接的经济效益、但有较强社会效益的投资活动。

这种公共性投资当然是一个社会所必需的。这也正是国企之所以存在的最根本的理由，在笔者看来，国企最重要的职能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品，而不是在市场上“与民争利”。但由于这种“投资性需求”盈利性较差，所以它在一国的经济活动中不应占过高的份额，否则就会降低该国的经济质量：虽然它能拉动GDP增长，实际上却并没有创造多少利润。而只有利润，才能转化为可分配的社会财富。

毋庸讳言，在过去一些年，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吾国推出以“4万亿计划”为代表的刺激经济计划以来，这种“投资性需求”在吾国社会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实际上当年“4万亿刺激计划”的推出，就是试图用其所创造的高铁等基础设施这些“内需”来填补因金融危机遭到冲击而锐减的“外需”，以稳住经济的“基本盘”（当时吾国GDP增速曾出现断崖式下跌，从两位数剧降至6%）。而此种方略也的确起到了作用，使吾国在金融危机时期有效地实现了“稳增长”，并由此尝到了“甜头”，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吾国基本上也沿袭了这种“基建投资稳增长”的招数。也就是说，这十几年来吾国所扩大的“内需”，主要是这些“投资性需求”。如果没有政府和国企巨额的基建投资，吾国的GDP可能不会在新冠疫情前一直能保持6%以上的快速增长。

然而如上分析，由于这部分“内需”主要依靠投资特别是公共投资，其所拉动的经济增长的质量较低即盈利性较差（否则后来高层也不会提出今后要从单纯的追求增长速度转向“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同时，又由于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所致，这种“投资性需求”所能促进的GDP增长速度也在逐渐下降。这是人们都看得见的。

但是，这些主要不是来自于市场本身而是由行政力量主导所创造的“内需”，却“轻车熟路”地成为政府“稳增长”的工具。这些年吾国各级政府花了很大的功夫策划和设计各种投资项目，如今政府部门的文件柜里储备了很多这样的项目书，随时可以拿出来付诸实施。当然，一个中等收入国家要建成超过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单靠政府的财力肯定是不济的，于是举债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所以这些年吾国的公共债务（包括国企债务）快速上升。

与“投资性需求”相对应的，则是笔者所说的“消费性需求”。简而言之，它是由民众的日常消费所带动的市场需求。这种“内需”当然也会带动投资，由于其投资是以满足市场的消费需求为前提，因此具有较强的盈利性；同时又由于民众的日常消费是须臾不可或缺的——公路、铁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在同一地区建成以后不可能重复建设，但民众的“衣食住行”、“柴米油盐”却是人们的生活永远需要的并不断地消耗而需更新换代，故而后者所创造的需求是无止境的，其所带动的经济增长也具有较高的可盈利性和可持续性。

如此，现在我们所说的“扩大内需”，究竟是指哪一种需求呢？

当然，一国的“内需”包括了以上两种需求，但同样没有疑问的是，应该以“消费性需求”为主。若“投资性需求”占比过高，虽然在一个时期里也能录得较快的GDP增长速度，但因其盈利性和可持续性较差，又由于受到边际效用递减的限制，不应在“内需”中长期占有过高的份额。而业界公认的是，吾国的“内需”在过去一些年里“投资性需求”占比较高，由此难免就造成不少的副作用，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政府和国企的负债率越来越高；与此同时，收入分配的均等化程度则相对较差。所以，现时的“扩大内需”，应该适时转向以“消费性需求”为主。

这就导出了本文的另一个问题：“谁的消费？”

在过去的一个时期内，吾国经济中的消费占比一直低于投资占比。近年来当局意识到消费的重要性，开始有意识地刺激消费，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据统计目前消费所占比重已有明显的上升，有专家称已占70%以上，接近美国的水平，但笔者对这一数据存有疑虑。这一疑虑主要来自以下两点观察：

其一，纵观世界各国，凡以消费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其增长质量较高但增长率较低，年均能有个2%左右的增长就算相当不错了。这可能是因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是间接的，因而不如直接投资。然而吾国近年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6%以上，这就证明了吾国经济增长的动力还不是“以消费为主”，投资仍占有主导地位。

其二，如果吾国经济中的消费占比确已接近美国，吾国为何还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呢？

诚然，表面上看，吾国国民的消费能力之强已闻名于世，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吾国出境旅游者在世界各地到处“买买买”给外人所留下的印象。“中国人有钱、敢花”似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识”。

不能说这是一种假象。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吾国确实已经实现了邓小平当年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这些在全球各国“买买买”的吾国国民，应该就属于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然而不要忘了，吾国的总人口有14亿之多，这些到处“买买买”的先富者，在吾国人口中占多少比例呢？ 笔者并不掌握详细情况，但看到有三个数据可资分析：

其一，据官方公布，吾国现在的中产阶层人口已有4亿。这一数量超过了大多数国家的总人口，堪称庞大，其所形成的消费能力足以让外人侧目。然而与吾国14亿的总人口比较起来，“4亿中产”的占比还不到三分之一。这也就是说，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处在中产水平以下。

其二，有经济学家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认为吾国可能有10亿人没坐过飞机（李迅雷）。按常理分析，没坐过飞机应该就没出过国。因此，那些在全球“买买买”的吾国国民，肯定不包括这10亿人。也许并非巧合的是，14亿总人口减去“没坐过飞机”的10亿人，恰好是4亿，与官方部门所说的“4亿中产”高度吻合。而仅是这“4亿中产”出国到处“买买买”，其消费规模就足以让老外们惊叹“中国人有钱”而“羡慕嫉妒恨”了。但是我们自己不应忘记国内还有10亿人在等待“先富带后富”。

其三，也就是人人都知道的前不久一位领导所言，吾国还有6亿人平均每月收入在千元左右。注意：他说的是人民币而不是美元。

上述这三个数据让笔者相信，吾国“扩大内需，增加消费”的方针绝对没有错，但所说的“内需”应该着重于“消费性需求”而不是前面所讲的“投资性需求”，所说的“消费”主要应该针对占据吾国人口多数的中低收入者及其家庭——只有增加他们的收入，提振他们的消费，上述方略才能获得成功。

近日，笔者见有好几位专家提出要重视和改善吾国的收入分配。如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蔡昉指出，当前吾国还有很大一部分人群应该扩大消费但没有消费能力，如果把这部分人的消费能力调动起来，内需还是可以大幅度提高的。而要想提高消费需求，主要应从三方面努力：第一，收入增长要保持跟经济增长同步；第二，要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第三，必须加大再分配力度。（界面新闻）

又见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周天勇撰文认为，“十四五”期间，吾国应当实施“居民收入倍增”战略。他指吾国未来五年将迈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但目前我们居民收入占GDP的比例，大约比国际平均水平低15个百分点左右。（新浪财经）

还看到著名企业家马云日前在2020线上智博会演讲表示，过去美国靠3亿人内需撬动了世界经济，未来将是吾国14亿人口的内需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他特别指出：内需消费不仅是富人的消费，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才是实实在在的内需力量。（新浪财经）

马先生所说颇有新意——他甚至把未来吾国14亿人的内需消费视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之强力。笔者尤其赞同他说的“内需消费不仅是富人的消费，低收入人群的消费才是实实在在的内需力量”，他之所说也解答了本文题目中所提出的“谁的‘消费’”之问。

而蔡昉和周天勇两位学者所言，看上去似是“老生常谈”。但之所以“常谈”，不就是因为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吗？

那么，如何增加占据人口多数的中低阶层的收入及其消费水平，以此来促进吾国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呢？这个题目很大，可说之处很多，本文只想强调蔡昉先生在谈到改善收入分配特别是再分配时着重指出的一点：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过去我们习惯于将“改善收入分配”片面地理解为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水平，这当然是改善收入分配的重要内容。实际上这些年吾国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已有明显的提高。然而这还不够，盖因这部分分配主要体现在劳资之间，即所谓“初始分配”，难免受到市场规律的约束。从政府的角度来讲，除了实行最低工资制，其它的干预手段有限。而收入分配的另一大块是“再分配”，这部分内容却是完全由政府掌控的，因为它主要来源于政府的税收。

让笔者直截了当地说吧：也许是受到过去“先生产、后生活”之传统思维的影响，也许是出于作为落后国家急于“赶超”的心理，自改开以来的这些年，吾国的“再分配”往往侧重于扩大“投资性需求”，而对提振“消费性需求”的重视程度不够，政府的大量财力用于基建投资乃至楼堂馆所的投资（吾国的公共设施包括各级政府部门的办公大楼堪称全球最豪华），在社会保障方面虽然每年也有不少投入，但与财政收入比较、与一些发达国家比较，占比明显不足。致使吾国的公共服务水平不高，也没有实现“均等化”，呈现的反倒是一种“碎片化”状态——至今没有实现全国统筹。

然而，为全体国民提供水平相当并均等化的社会保障，恰恰是“再分配”最重要的内容，也是增加中低阶层收入最有效的手段。道理很简单：社会保障水平提高了，人人都能享而受之，这就等于给他们的收入打下了一块基础，从而使得他们敢于增加自己的消费。一个侧面的证据是：吾国居民的储蓄在全球居于最高水平，除了受东亚文化传统观念的影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社保水平不高且不够均等化，致使人们不敢花钱消费。一方面，这使得吾国的“消费性需求”难以提振，另一方面，又使得政府有足够的资金来源去扩大“投资性需求”——百姓的钱都存在银行，而银行又多是政府所开，因此为政府和国企的融资和借贷提供了方便，从而可以供其大量地用于投资。

所以，加强社保建设，提高公共服务的水平和均等化程度，应该成为吾国“扩大内需、增加消费”最有效也是最根本的途径。 简言之，吾国的基础设施已经建设得够好了，从今以后，该是把公共开支的重点转向社会保障建设了。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实现良性的、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扩大内需，增加消费”。

                                                                    2020年9月21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