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2023）·

                            想起了契诃夫的一句名言

                                    ——漫谈直播带货与地摊

本文要义：笔者支持“直播带货”这种具有创新意义的销售方式，但不主张过于“拔高”它的作用。“直播带货”新则新矣，对于市场消费而言，只能算是“敲敲便鼓”，不可能成为“主擂台”。而摆地摊不仅仅是增加就业、活跃经济的一种“手段”，更是人们一项最基本的权利——谋生的权利。不用说，城市管理永远是必要的，“复活”地摊当然不是说可以“大撒把”，但正如西谚所说：倒脏水不能连浴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任何管理都必须以保护民众的正当权利为前提。

新冠疫情严重冲击全球经济，但在吾国，却不意“惹火”了两种经济现象，一是“直播带货”，二是地摊的“复活”。

由于之前的疫情迫使城市里的商店纷纷关门歇业，具有人际社交隔离优势的网络“直播带货”趁机而起，大行其道。所谓“直播带货”，其实就是“直播卖货”，但不知为何，人们却把它说成是“带货”，也许是嫌“卖”字有些太俗，于是约定俗成，如今连官媒也跟着“从俗”，遂使其成为了新的流行词语。

虽然“直播带货”前几年就有，还产生了诸如李佳琦、李子柒等一干“网红”，但新冠疫情将这一现象“发扬光大”，如今已遍布国中，吸引各路大咖纷纷上阵，其中不仅有很多演艺明星，平时一本正经的央视主持人，也放下身段积极参与。有些地方甚至连主政官员也走进直播间推销本地产品。至于“货”的制造商——企业家们更是责无旁贷。比如据报道，仅在“六一儿童节”这一天，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女士就亲自上阵“直播带货”，据称当天的成交额超过65.40亿元，令人咂舌。以此推测全国的“直播带货”，数量之可观自可想象。

市场经济讲究的是“应时而变”，新冠疫情严重衰减了社会消费，而“直播带货”借助网络，既避免了人群聚集，又发挥了名人效应，说是一种“创新之举”并不为过。不过，若说其会成为今后市场消费的一种“主流方式”，笔者觉得未免言过其实。

如据《21世纪经济报道》报道，现在有很多商家已经坦言“玩不起”这个游戏。盖因目前“直播带货”虽已占了电商交易近三分之一的份量，但一来头部效应和明星效应太过集中，二来供需法则是市场的铁律，物以稀为贵，任何东西多了就掉价，“直播带货”这种形式也是一样。由于市场需求终归是有限的，且直播所“带”之货多为降价销售，加之参与直播的企业“一哄而起”，势必会导致“虎头蛇尾”。报道说现在有的号称排名前十的主播，其实一次交易量也就几万元，而一些直播大V的坑位费基本都是20万元起，高的甚至要到30万元，再加上最少20%的销售佣金，渐渐使得很多单品销售出现亏损。卖家的无奈在于，你不做别人会做，你的市场份额就被抢了。毕竟现在疫情尚未完全消失，此时的消费不可能完全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增量市场不够，大家拼命在抢存量市场。而一些中小品牌吃不消如此“赔本赚吆喝”，只好退出不玩了。

更有甚者，上述报道说某家上市公司与一位号称“直播带货第一网红”者合作，一时大火，竟然在股市上连拉7个涨停板，10个交易日内该公司的市值累计大涨45亿元。于是散户们纷纷加仓，可万没想到公司控股人和一众高管却在趁机拼命减持套现。实际上，该企业“直播带货”的销售额，只占其去年审计营收的百分之零点几。“直播带货”就这样变成了“割韭菜”，也让人看得醉了。此事还引起了管理部门的关注。

笔者退隐乡间，消费有限，虽然家里也在网上买东西，但下单时主要参考网友的评价，本人对“名人效应”又一向具有“免疫力”，不管你说得如何天花乱坠，老夫自有一定之规。“直播”的货品虽有视频可见，但毕竟不知道质量如何，下起单来难免有些踌躇。有时笔者对“直播带货”何以会受到这么多人的追捧还有些不解。

不过这只是笔者作为“前浪”的个人感受，“后浪”自有他们的“玩法”。在某种意义上，“直播带货”可以说是“粉丝经济”的某一变种，而“粉丝经济”是全世界的一种普遍存在，对此笔者既不反对，也不参与。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直播带货”新则新矣，对于市场消费而言，只能算是“敲敲便鼓”，不可能成为“主擂台”。这就如同“粉丝经济”，它可以让一些“粉主”（请原谅笔者杜撰了这个名词）赚得盆满钵溢，但你能设想它撑得起一国的GDP吗？

再强调一遍：笔者支持“直播带货”这种具有创新意义的销售方式，但不主张过于“拔高”它的作用。相比之下，近日在吾国一些城市地摊的“复活”，更为笔者所关注。

与“直播带货”的新式不同，“地摊经济”可谓古已有之。盖因任何一个国家都存在不同的阶层（如果不说是“阶级”的话），对于底层群众来说，由于受“经济实力”所限，付不起租店铺的成本（更不要说买了），故此只能摆摆地摊，卖点小货，赚点薄利，以维持生计。与之相对应的也会有逛摊购买的消费群体。因此无论是从“姓社”还是“姓资”的角度看，“地摊经济”都是无可非议的：从“姓社”的角度看，它有利于解决部分基层群众的需求；从“姓资”的角度看，任何逐利行为，只要无损于他人，都是天然合理的。

然而曾几何时，“地摊”在吾国却成了“老鼠的尾巴”——非割不可。不要误会，笔者指的是计划经济时期。那时不要说在城市的空地摆摊，你就是怀揣几个鸡蛋在街头巷尾想要跟人偷偷摸摸地交换几张“粮票”或者“布票”，也会被视为“复辟资本主义”的不法行为，必欲除之而后快。

改革开放来了，此种荒唐的理论被废弃了。“地摊经济”由此堂而皇之地登上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舞台。作为这一历史转折的亲历者，笔者对地摊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

一是当年的知青大返城，在邓小平的力主下，几百万（甚至可能是上千万）“知识青年”从农村回到城市老家，这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构成巨大的就业压力。何况那时吾国的经济还处在计划经济的泥淖中尚未挣脱出来，如何让这千百万返城知青能端得上自食其力的“饭碗”，无疑是一大挑战。这其中，包括地摊、个体户、街道小企业等在内的“草根经济”起到了很大的“托底”作用。甚至可以说，这是吾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一个最初的起端。

二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吾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新时期，当时“下海经商”成为一种“新时尚”。笔者记得，不少人包括一些机关干部此后的“下海”，一开始就是拿地摊练手（俗称“练摊”），或者说是从摆地摊起步的。

由此可见，地摊对吾国的改开和经济的发展，是有功于焉的。在笔者看来，它的功绩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中一个是“务实”的：即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底层群众的就业机会，使得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小本经营养家糊口；另一个是“务虚”的，它让曾经长期浸淫在计划经济理论和实践中的国人——包括那时的领导人——明白，人人都应有以自己的方式赚钱谋生的权利，只要不损害他人的利益。

实际上，“地摊经济”无论是对摆摊者还是消费者，都是有益无害的。故此，它才会遍及全世界，即使是最繁华的国际都市也有存在，只不过老外们不叫做“地摊”，而叫做“跳蚤市场”。

未曾想到了21世纪，随着吾国经济的做大，也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地摊现象忽从吾国几近消失。只不过这一次不是出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治原因，而是因为行政者嫌其“脏乱差”而不够“高大上”，有碍城市的“美观”，同时也为了自己的管理“方便”，各个城市纷纷取缔了地摊，驱赶摊主成为城管部门的一项日常工作，甚至还与摆摊者屡屡发生暴力冲突，摊贩刺伤乃至致死城管人员的血案时有所闻。于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严管”之下，地摊几乎在吾国的城市中绝迹。

直到这次新冠疫情暴发，地摊又奇迹般地得以“复活”，而且得到高层领导的多次力挺，指地摊经济、小店经济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来源，是“人间烟火”，和“高大上”一样，都是吾国经济的生机所在。所谓“上有所好，下必行焉”，各地政府随之纷纷转变态度。据报道，目前已有包括成都、上海、郑州、武汉、青岛、南昌等几十个城市和地区为地摊经济、马路经济“松绑”，有的甚至专门提供场所免费供市民摆摊，还有城市的城管部门主动打电话给以前的摊贩，号召他们到指定地点摆摊，令对方差点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不仅如此，地摊的“复活”还刺激了资本市场。就跟“直播带货”一样，所谓的“地摊经济概念股”趁机起飞，一些沾边的个股连番大涨。其中最典型的大概要数港股上市公司五菱汽车，它火速推出了一款“摆摊神车”，消息发布后当日股价大幅拉升，盘中一度大涨120%！

毫无疑问，地摊的“复活”是件大好事。它不仅给城市带来“烟火气”、活跃了人们的夜间生活，最重要的是，它有利于增加就业渠道。疫情之下，大量员工下岗，由于吾国的统计部门只计算调查失业率和登记失业率，笔者没有看到失业者的具体数量，但有机构从农民工的返城人数和个体户的停业状况估算，应该有几千万人之多，疫情造成的失业甚至超过了当年全球金融海啸来袭之时。而地摊经济的“复活”能给很多下岗职工找到再就业的机会。据报道，在全国最先恢复地摊的成都，一个多月内就增加了就业岗位达10万个以上。有经济学家估算，如果放开地摊经济、农贸市场、小商品市场、早市等，全国至少可提供5000万个就业岗位。

老实说，鉴于以往“数字出官”的经验教训，笔者对地方报上来的一些数据不敢完全确信。同时也很难想象，即使全面放开，全国会有几千万人去摆地摊。然而，地摊对就业、对消费、对整个经济有一定的助益作用，这是无需怀疑的。作为一个观察思考者，除了对此表示支持，还想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地摊的命运在吾国会有之前那样的反复多舛呢？

就在笔者写作此文时，在微博上看到有网友设置了这样一道调查题：你认为疫情过后地摊现象还会被允许存在吗？ 这是一道很有想法的调查题。这位聪明的网友用这种形式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心中的疑问。显然，他本人对此恐怕也难以给出肯定的回答。而实际上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仅仅只是将对地摊的“松绑”视为疫情之下缓解就业问题或者是“刺激消费”的一种临时性的手段，那么，我们凭什么相信疫情过后管理部门还会继续这么“放开”呢？从笔者眼前看到的一些相关信息看，不管是地方领导还是媒体、专家，都在表示欢迎和赞美重新活跃起来的地摊经济，但却没有看到有谁在反思过去一个时期曾经对地摊的打压乃至“剿灭”，仿佛根本就没有过这档子事。——其实，又何止是对地摊。

让笔者用一句简短之言来概括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吧。那就是：摆地摊不仅仅是是增加就业、活跃经济的一种“手段”，更是人们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谋生的权利。

不用说，城市管理永远是必要的，“复活”地摊当然不是说可以“大撒把”，比如难免会产生清洁卫生、交通堵塞乃至“扰民”等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制定规则、加强管理来解决的。正如西谚所说：倒脏水不能连浴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任何管理都必须以保护民众的正当权利为前提，否则，这种管理就是“反人性”的——管理者唯有从这一高度来看待地摊的“复活”，作为芸芸众生的我们，方能够对那位聪明的网友提出的上述这道调查题给出肯定的回答。反之，如果管理者仅仅将允许地摊的“复活”作为“权宜之计”，如果疫情过后地摊经济在吾国会再次偃旗息鼓，那么，只能说是我们真的“不长记性”，尽管这种“不长记性”的事情并非前所未有。

“直播带货”火了，地摊也“复活”了，很好很好。或许这两样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不算什么“大事”，其促进社会消费和就业的作用是有限的，股市的概念股火爆难免夹杂“炒作”之嫌，“摆地摊赚出一辆奔驰”之类更是一看就是“假新闻”，但正如领导所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能只靠一些“高大上”的项目来拉动。借用契诃夫的一句也许有些“不雅”的名言来比喻：大狗可以叫，小狗也可以叫。从某种意义上说，草根经济乃是市场经济基础的基础，只要能让人民丰衣足食，“大狗”、“小狗”都可以叫。

希望这样的“放开”更多一些，也希望曾经有过的“折腾”更少一些。就是这样。

                                                                   2020年6月8日于竹径茶语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