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2018）·

                              自由有代价，民主有缺陷

                                      ——写在美国新冠确诊病例破百万之际

本文要义：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又号称是“自由民主的灯塔”，美利坚的抗疫表现为何如此之差？笔者思考的结果：这正是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惹的祸”。或者说得直截了当一点：这是美国人为他们所信奉的“自由”和“民主”所付出的代价。自由是个好东西，民主也是个好东西，但与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都有其正反两面。不幸的是，这一次他们偏偏遭逢了新冠病毒这么一个特殊的“劲敌”。为了应对这种“百年一遇”的疫情，美国人会“重塑”他们的制度和“三观”吗？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消息：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美国东部时间4月28日13点30分（北京时间29日1点30分），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达到1002498例，死亡病例达到56749例。这两个数据分别占同日全球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的约1/3和1/4，均居世界之最。

这是一个令人悲伤的时刻，也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时刻：只要稍具一点“理中客”的人都会承认，在21世纪20年代这场人类抗击新冠肺炎的斗争中，美国的“战绩”是全球各国中最糟糕的。

要知道，美国国内在今年2月初才发现首个新冠确诊病例，当时吾国的确诊病例已超万数；然而三个月后的今天，美国确诊病例突破百万；而吾国的疫情早就得到了控制，即使算上近期的输入性病例，总数也只在八万多例，病亡人数更是只及美国的十几分之一。如果再考虑到吾国的总人口是美国的四倍多，比较之下，可以说在这场抗疫斗争中，美国“完败”给了吾国。

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又号称是“自由民主的灯塔”，美利坚的抗疫表现为何如此之差？

有那么几天，笔者曾经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果：这正是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惹的祸”。或者说得直截了当一点：这是美国人为他们所信奉的“自由”和“民主”所付出的代价。

先说“自由”（为方便写读，以下不再加引号）。

自由当然是个好东西。人之为人，谁不希望自己能生活得自由自在些呢？对此无需引经据典。崇尚自由，这是人之本性，也是美国人最珍视的。不仅如此，自由还可以激发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美国的经济、科技乃至文艺等方面如此发达，自由可谓功不可没。 然而，人又毕竟生活在社会之中，不可能完全做到“随心所欲”。用我们从小就被告知的一个道理来说：所谓自由总是相对的，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

道理虽然乏味，但是千真万确。新冠疫情的发生，尤其让我们真切地体验到了这个道理。实践证明，要阻击新冠病毒的蔓延，人们就必须要比平常让渡出更多一些的自由：要减少外出，要居家隔离，出门要戴口罩，要拉大社交距离，如此等等。

对我们来说，做到这些并不难，只要政府一声令下，大家都会自觉遵守（虽然个别的例外总是会有的）。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却成了一件可求而不可得之事。我们已经在电视和网络上看到他们在疫情期间各种各样“出格”的表现。

为什么？简而言之，他们已经自由散漫惯了，即使面对传染性和毒性如此之强的新冠，很多美国人还是舍不得放弃他们的部分自由，不肯遵守专家的指导和政府的禁令，有些人还会上街集会——更离谱的是，少数美国人甚至携枪到地方议会以示抗议。试想，如果美国人民能像吾国人民一样“严于律己”，美国的新冠疫情何至于严重到如今这种程度？

所以，这是他们为自由所付出的代价。这一点恐怕连美国人自己也难以否认。

当然，即便如此，笔者依然要承认“自由是个好东西”，只是事分轻重缓急，面对新冠疫情，人类必须要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很可惜，许多美国人做不到这样“审时度势”。尽管我们把抗疫比喻为一场“战争”，但毕竟它不同于真正的战争；尽管美国人民也知道新冠病毒的厉害（美国目前的病亡人数已超过他们在越战中的死亡人数），但在他们的潜意识中，始终没有把它当作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从笔者在媒体上所看到的情况，新冠疫情对美国人的惊醒程度，或许还赶不上“9·11”事件，尽管那次事件给美国造成的死亡人数还不及此次疫情的一个零头。

再看民主。毫无疑问，民主也是个好东西。全世界都赞同民主，就连与美国的国情有很大不同的吾国，也把“民主”跟“自由”都纳入了我们的“核心价值观”。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民主也有它的软肋。而新冠病毒恰恰准确地击中了美式民主的软肋。

美式民主的一大特点就是所谓的“小政府”，这与他们奉行的自由理念是正相关的。应该承认，在市场经济中，“小政府”有它的好处，可以避免权力对社会经济的过多干预。 但是，新冠疫情来了，抗疫斗争需要政府有强大的领导力和执行力，此时的“小政府”却显得无能为力。美国行政部门在这方面的弱点可谓显露无遗，即使不去细究在疫情发生之初他们的傲慢和轻视。《华盛顿邮报》不久前曾发表过一篇数万字的报告，详述了美国政府是如何一再错过抗疫良机，致使酿成如今的大祸。

美式民主的另一个特点是“联邦制”。在一般情况下，“联邦制”的确有其优势，即能够充分调动和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对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来说尤为如此。但是，新冠病毒的传播是不分地域和人群的，阻击疫情需要全国实行统一领导、统一步调，可是这在作为“合众国”的美利坚却很难做到。 于是我们看到，美国的各州、各市在抗疫中各行其是，在美式民主制度的制约下，联邦政府在很多方面无权也没有能力实行“全国一盘棋”。相反，美国的中央和地方经常在防治政策上相互“打架”，总统跟州长、市长们“互怼”的镜头屡见不鲜。至于他们的两党争斗，从来就没有停歇过。在这样的制度背景下，美国的抗疫效率如此之低，确诊病例和病亡人数如此之多，也就毫不奇怪了。

历史上，美国人上下同心、团结一致的情况并不是没有出现过，譬如在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疫情在美国暴发之初，曾有论者预言在惊醒之后，就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一样，美国很快会唤起它强大的动员能力，从而战而胜之。

但后来的事实表明，疫情仍然像野火一样在美国迅速蔓延至今。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美国人——从最高层到部分民众——仍然并没有把眼前的这场疫情看作是真正的“战争”，美国仍在按部就班地沿袭他们的“分权”制度，而不是像战争期间那样把权力集中在中央政府手中。

问题不仅于此，若追问下去，假如美国把此时当作战时，实行全国的统一领导、调度和指挥，就能把抗疫之事做得好些吗？ 遗憾的是，笔者并不这么认为。恐怕这世界上很多人包括一部分美国人也未必这样认为。盖因美国的现任总统不具备这种能力，虽然他之前曾自称很适合当一位“战时总统”。

有关这位总统（笔者不想点他的名，因为发现有些时候他的名字也会成为“敏感词”）在这场抗疫斗争中的糟糕表现，全世界几乎每天都能在电视屏幕和社交媒体上看得到。《纽约时报》4月26日的一篇报道汇总了这位总统在疫情期间的“语录”，单词量达26万之多。报道用辛辣的言辞概括了其“特”言“特”语的特点：

“自我陶醉、好大喜功，肆意篡改事实，将自己打造成‘抗疫’英雄，实际‘抗疫’上却异常低效：这就是疫情暴发以后，在记者会小台子上站着的我们盛气凌人的总统。他的陈词滥调中充斥着各种套路，本人却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反映出他自恃总统的狂妄与自怜自哀。历史人物中还没有找到像他这样的人。”（转引自环球网）

笔者看到最新的一个例子是“消毒液”事件：堂堂大国总统，竟然连“环境消杀”完全不同于“人体注射”这样的常识都不具备，公然对着电视镜头信口开河，提出是否能将“注射消毒剂”作为治疗新冠肺炎的一种方式。当全世界为之哗然时，他却又随即表示对有民众可能会误用消毒剂不承担责任。

大疫当头，美国最高领导的表现却如此不堪，质言之，这正是美式民主所付出的代价——正是这种民主几年前把这样一个有明显认知和性格缺陷的“政治素人”送上了总统宝座。笔者当时戏称这是美国的一场“革命”。此后，有关他的笑话几乎就没有在全世界的舆论场断过，为长于讽刺的脱口秀演员们提供了无数鲜活的素材。

但本文的重点并不在于批判这位“大统领”的所作所为，而是想探究美式民主为何会把这样一个人物——就像马克思一百多年前曾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说的那样——推上历史的前台。

原因或正如笔者之前曾在微博中所指出的：民主并不能保证决策正确，而只是要维护每个人的选择权利。 毛泽东曾有一句名言：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或者说得谨慎一点，把“往往”改成“有时”可能更为准确。同理，民主并不负责鉴别对错，它只负责采纳多数人的意见。而“多数”并不就意味着“选择正确”。

众所周知，民主的首要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在领导人的选择上也是如此。然而，多数人的选择既不一定是最优选择，也不一定是正确的选择，有时甚至会是一种糟糕的选择。历史上最典型、后果最严重的反面例证，莫过于当年希特勒的上台。这是现代民主最大的耻辱。

当今的这位“大统领”自然不能类比为希特勒，但是，他在这次美国疫情中的表现，却无疑是糟糕透顶的。不说别的，百万确诊病例，超过五万的病亡者——这些冷冰冰的数据确凿无疑地表明：“大统领”对本国抗疫斗争的领导是非常失败的，从而也证明了美式民主对他的选择是失败的，进而证明了本文的题目。

那么，通过这次抗疫的检验，美国人是否会幡然醒悟，从而对他们所信奉的“三观”和民主制度有所修正呢？ 笔者虽然得出了如题所示的结论，但并不能对这一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 正如笔者在之前的一篇博文《“山姆大叔”做错了什么》中曾指出的，一个国家的“三观”和制度，是在其历史、地缘、政治、文化的长期演变中逐渐形成的。尽管美国人未必没有认识到“自由有代价，民主有缺陷”，但毕竟这是他们的立国之本，虽然眼下遭受到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会从此而“改弦更张”。

十几天前，当美国的确诊病例刚过50万，病亡人数刚超2万时，吾国《环球时报》的主编胡锡进先生，曾在其微博中指出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经常说，中国人最能忍。老胡近来开始怀疑这句话的真实性。我怎么觉得，美国人才是最能忍的。已经死19563人了，超过50万人感染，而且两个数字都是全球最大的了，这种情况要是放在中国，政府早被老百姓愤怒的唾沫淹没了，甚至说不定社会会出多大的乱子。但是，美国的老百姓在默默地忍受。 美国的公众比我们想象的好骗，而且惊人地能忍。

笔者认为，客观地看，基于自己的国情、制度和文化，每个国家的民众都有自己“能忍”和“不能忍”之处。美国人面对本国如此严重的疫情，为何对“大统领”的领导无方如此能“忍”，这个问题也许只能去问美国人。但笔者猜度，也许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所以只能“愿赌服输”。

自由是个好东西，民主也是个好东西，但与世界上任何事物一样，都有其正反两面。所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也许在美国人看来，他们的所信奉的这些是高于一切的。这让人想起法国大革命时的一句名言，实际上，前些天这句话就曾经出现在美国抗议人群的标语中，语曰：“不自由，毋宁死。”——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你还能说什么呢？也许只能说，这一次他们很不幸，偏偏遭逢了新冠病毒这么一个无声无息、无影无踪却又无所不在的特殊的“劲敌”，而且根本不认什么自由、民主。

上一次这样大规模的瘟疫，还是发生在一百年前的“西班牙流感”。 为了应对这种“百年一遇”的疫情，美国人会“重塑”他们的制度和“三观”吗？从时间来看这只是个小概率，因此似乎不大可能。但是，改变多少还是会有的，比如，美国人恐怕从此不会再反对戴口罩了。

至于他们所选出的那位“大统领”，他将在半年后迎来美国的又一次大选，有美国学者预言鉴于他应对新冠大流行的糟糕表现，很可能会使他连任失败。最新的一项民调亦显示，其竞争对手以44%对38%，领先于他；而在去年年底，即使他当时身陷“弹劾案”，仍握有44%对41%的民调优势。

这大概就是民主最大的好处：不在于能否选对人，而在于选错了可以换人。至于美国人民究竟会不会让现任总统再干一届，笔者不敢妄断，只能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论理他应该为美国的抗疫不力负责而下台，但万一像胡锡进先生所说的，美国人民在这方面的“忍”功非比寻常呢？毕竟，“小政府”和“联邦制”之类的制度设定，也许就已经隐含了他们对领导人本来就没有过高期望的意思。

本文发布之时（希望能发得出去），美国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分别已逼近120万和7万。活着的人还能再次作出选择，而疫情中的那些病逝者却永远也没有这种机会了。悲夫！

                                                               2020年5月4日改定于莫干山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