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2013）·

本文要义：然而，新冠疫情的来袭却不是“一般情况”。遇到这种“特殊情况”，美国的这两个体制特点非但没有优势，反而成了劣势。因为抗疫斗争需要“高度集中”，需要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而不能“各自为政”。或问：美国的“小政府”和“联邦制”，以及美国人不喜约束、崇尚自由这些国情会不会因此次新冠疫情的冲击而在未来有所改变呢？笔者认为恐怕不大会。就美国人来说，他们也许能在“特殊情况”下忍受各种管制措施，但不可能长期忍受。毕竟，新冠疫情不同于二战这样真正的战争。

两个月，不，就在一个月前，所有的美国人——上至总统，下至黎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的国家竟然会继武汉和意大利之后，成为当今全球新冠疫情新的“震中”。就在笔者在键盘上敲打本文时，美国的新冠确诊病例已超过十七万，已是吾国的两倍以上！

这对“山姆大叔”来说，不啻为一个莫大的讽刺。因为几十天前美国的疫情仿佛还不足为虑，但转眼之间，它就“领先”全球而“名列榜首”！这一扩散速度不仅超过了之前的吾国，也超过了欧洲的意大利。

美国究竟做错了什么？

笔者曾在前一篇博文中指意大利之所以继吾国武汉之后成为世界疫情的第二个“震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在判断新冠肺炎的来源问题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误以为病毒只会来自最初的暴发地，只要早早切断与它的联系就能阻止病毒“侵入”本国。但实际上后来意大利国内也发现了“自生”的病例，再加上新冠病毒核裂变般的扩散速度，从而使得整个国家措手不及、应对不力。

毫无疑问，美国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早在2月初，美国见疫情在吾国武汉暴发，立即宣布了对华的旅行禁令，自以为这样就可以将新冠病毒御于国门之外，这位总统先生还曾多次夸赞自己的这一“英明决定”。后来，美国国内开始发现为数不多的一些病例，但他仍然掉以轻心，在电视镜头面前作“轻描淡写”状，直到现在的事实狠狠地打了他的脸。——他太低估了新冠肺炎的“内生性”以及强大的传染性 。

用最具知名度的美国人之一、微软联合创始人比尔·盖茨近日的一番话来说：由于美国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反应不够迅速，因此已经错过避免强制封闭的机会。或者用吾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言：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浪费了吾国前阶段的抗疫斗争为它们所争取到的时间。

“山姆大叔”为何会犯下如此错误？ 继“方方日记”之后，笔者近日开始关注另一位人士——美国某知名国际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张晋蜀先生在财新网连载的《我在疫区洛杉矶》。此公的文字很有幽默感，与“方方日记”是两样风格，一种情怀。他在第十篇中分析了美国之所以犯错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族群优越感”，即美国有些人总以为自己的文化习俗高人一等，觉得自己不吃蝙蝠之类恶心的东西，不会得新冠肺炎。

这种傲慢的“优越感”美国人肯定是有的，而且经常不加掩饰。何况美国已经当了百年的“世界老大”，骄横之气更是甚于其它发达国家。试想：当今会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会像美国这样公然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呢？尽管他们也肯定会把维护本国利益放在首位。

但笔者认为美国之所以犯错还有另一个原因，即他们的体制在面对这种疫情时注定是混乱的、低效的，至少在初期是如此。

不妨简单地概括美国的这种体制特点，一是“小政府”，二是“联邦制”。虽然在一般情况下这两种特点有其好处，比如“小政府”可以给社会更高的自由度，亦符合市场经济关于“自发秩序”的理论，又比如“联邦制”可以让地方拥有更多的自治权，用吾国的一句政治术语来说就是能“更好地发挥地方积极性”。

然而，新冠疫情的来袭却不是“一般情况”。遇到这种“特殊情况”，美国的这两个体制特点非但没有优势，反而成了劣势。因为抗疫斗争需要“高度集中”，需要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而不能“各自为政”。

考虑到文化习俗或者说国民性的因素，美国人生性自由散漫，非到万不得已不愿意受到强力拘束，故此美国有些城市宣布类似“封城”的措施之后，依然挡不住有些居民外出聚会、健身，又如美国人（亚裔除外）对戴口罩的抗拒，等等这些与吾国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再加上美国的现任总统原本是一介商人，此前没有任何从政经验，凭借美国的体制，在“一般情况”下，他做错点事、说错点话，还不会影响美国社会和经济的“自然运转”，但遇到新冠疫情，他的这种任性和缺乏经验会被无限放大，造成美国当前防控疫情的这种混乱和低效的局面，也就更不奇怪了。

还需要指出的是：新冠疫情在吾国暴发时，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论者认为，初时的信息迟滞是一个重要原因，笔者还曾为此写过题为“‘信息不对称’惹的祸”的系列博文。但现在来看，相关信息的及时公开当然很重要，但并非只要如此就能阻断疫情的蔓延。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他们在1月20日就知道了吾国钟南山院士公开发布的此病毒会“人传人”的信息和吾国武汉在当时的惨状，以及后来吾国抗疫的一些经验教训，但他们不是照样没能成功阻遏疫情在国内的快速扩散吗？

也许这只能怪“敌人实在太狡猾了”——新冠肺炎的特点有异于人类此前遇到的其它病毒。

这些话题如展开来谈需“码”很多的文字，笔者不想这样费脑筋，也不想以此把美国的体制和国民性贬得一无是处。正如张晋蜀先生在其文中所说的：“不要低估美国人一旦惊醒后的举国动员力。”他举例说，1941年时，美国已经得到日本准备宣战的情报还是让人偷袭了珍珠港，从此方以举国之力参战。历史资料显示，美国当时竟然制造出了将近10万台坦克、30万架飞机、1216大型军舰（包括124艘航空母舰）。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笔者承认美国确有这种动员能力，前提是你得把新冠肺炎当回事。疫情开始在其国内蔓延后，美国虽然宣布了全国处于公共卫生紧急状态，但毕竟与真正的“战时状态”差了好几个等级。比如二战时期，美国的新闻媒体要受到政府的管控（你总不能强调信息公开为敌国提供情报吧），居民在戒严的时候不可外出，私人企业和物资也要无条件服从政府的征用，等等。而这些在当前的疫情防控中是做不到的，即使政府有心严加管制，美国人民也未必会“配合”。据说前几天美国政府已下令启用《国防生产法》，通用汽车、福特、特斯拉等大企业已经加入呼吸机生产行列，这算是措施已经“升级”了。且看后事如何吧。

也许美国人应该感到庆幸的是，虽然其新冠确诊病例的数量与日俱增，但病死率相对处于低位，迄今不到2%，比吾国的4%低了不少，更不要说跟意大利的近10%相比。有分析认为美国的新冠病死率之所以较低，是因为其核酸检测没有普及，也就是说美国实际上的确诊病例可能大大超过现在所公布的数字。近几天美国的确诊病例激增，可能跟检测的覆盖面加大有关。

在笔者看来，这或许是一个逻辑上的悖论：加大核酸检测的覆盖面无疑会增加很多感染病例，好处是美国的病死率可能会显得更低。但无论如何，还是要做到“应检尽检”。否则就有可能真的无奈被逼成了“群体免疫”。

接下来笔者想谈谈美国与疫情相关的几件事。

一是美国的经济。据报道，美国总统日前表示，他希望企业能在复活节（4月12日）之前开业以缓解经济影响。笔者闻听时吃了一惊，盖因他说这话时美国的疫情还正在向峰值攀升，什么时候能够“登顶回落”尚未可知，而此时离复活节只剩两个多星期，何出此言？

诚然，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将是巨大的。笔者这里指的还不是美国的股市——它已经跌得惨不忍睹，但这种特殊时期的表现显然不是常态——而是美国的实体经济。美国姗姗来迟的各种“停摆”措施必然影响到它的GDP产出。 这一点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一样的。新冠肺炎损害的首先是百姓的生命和健康，其次就是经济。故此吾国在基本阻断了新冠疫情在国内的蔓延之后，顺理成章地把复工复产提到议事日程上。但美国现在的主要任务显然还是控制疫情的蔓延。笔者猜度这位总统之所以如此“捉急”，一是年底即将面临大选，二是唯恐已经控制住疫情蔓延并复工复产的吾国，会在这段时间内率先恢复经济，从而拉近甚至超过美国的GDP，进一步动摇其“老大”的位置。

然而吾国有句成语说，“欲速而不达”。对此，比尔·盖茨的话显然更为理性，他虽然认同自我隔离将对经济造成“灾难性”影响，但指此事“确实没有折中的办法”，并建议停工6到10周。而美国的一些政府官员和卫生专家也警告称，一旦提前复工将导致美国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届时将有更多人死亡。之后美国总统稍微软化了他的立场，强调自己决策的优先考虑项“是生命和安全，然后是经济”。——这回总算是说对了。

实际上就连在防控疫情上“先行一步”的吾国，当前的复工复产也面临不少难题，遑论疫情尚处于高峰期的美国。新冠疫情对各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这其中还包括笔者所说的给人们留下的“创伤应激反应”。即便到了可以复工复产的时候，经济的恢复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有智者早已预言，新冠疫情的表现将呈“虎头蛇尾”状，亦如吾国的一句老话所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在某种意义上，新冠疫情可以视为大自然对人类的又一次“报复”。经济因此受损，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在疫情过后再加以弥补。若“不信这个邪”硬要在疫情尚未出现“拐点”时就提前复工复产，只会招致更大的灾难和损失。希望那位“商人总统”关于复活节全面复工的说法只是他惯常的“信口开河”而已。

另一件事对美国来说既是坏消息又是好消息，这就是美元在此次疫情中的表现。

自在全球疫情暴发以来，美国三大股指已经跌去两成以上，若在正常年景，无疑已形成一场大股灾，说是“崩盘”亦不为过。但是鉴于现在处在非常时期，投资者的恐慌情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向视美股表现为其最大“政绩”的那位总统自然为此十分着急，频频给美联储施压促其放松货币政策。而联储这一次在疫情的冲击之下也着实顶不住了，干脆一步到位将基准利率降至接近于零，并且还推出无上限的QE政策。再加上美国国会经过一番争执之后，终于在日前批准了2万多亿美元规模的救市资金，用于救济贫困人口和困难企业，有人预计美国管理部门总计将“放水”5万亿美元之多。

众所周知，美国的政府财政本来就负债累累，如此“放水”钱从何来？当然只能是由联储印钞。根据经济学的供需法则，钱多必会导致货币购买力下降。但奇怪的是，与美股的表现相反，这一阶段的美元指数却不降反升，而且升幅挺大。这是为什么呢？

在笔者作为外行的角度看来，只能解释为全球的避险资金还是看好美元。可是美国股市如此惨跌，其实体经济由于产销两端的“停摆”也遭遇重大冲击，凭什么美元还是看涨？

别无它，盖因别的国家、别的货币更不被看好。这就是俗话所说“矮子里面拔大个”。果如此，则印证了笔者的一个观点：美国最强大的“武器”还不是它的科技军事力量，也不是它此前延续了十一年之久的“牛市”，而是它的“美元霸权”：在防控疫情方面如此糟糕的表现之下，美元居然仍被避险资金尊为“老大”——这恐怕也是美国政府敢于一再向联储伸手“借钱”，而联储也敢于不停地开动印钞机的主要原因。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就叫做“铸币税”。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吾国的人民币还“可望而不可及”，因为我们的货币还不能自由兑换，境外资本也不能在吾国的市场不受限制地自由进出，从而使得人民币无法进入“国际硬通货俱乐部”，也就无法像美元这样可以向全球征收所谓的“铸币税”。

吾国的新冠疫情暴发在先，这本来是件坏事。但坏事也可以变好事（请那些在疫情中不幸亡故的在天之灵原谅笔者使用这个词语），即吾国比其它国家更早地控制住了疫情，从而可以更早地复工复产。故此，国内一些经济学家指吾国的资本市场本应成为当前全球资金最好的“避风港”。但由于受到上述条件的限制，境外资本就算想大举进来“避风”也“不得其门而入”——吾国有各种审批额度；另一方面它们也“投鼠忌器”——资本在任何时候都十分看重能否自由进出。

有关这一点笔者之前曾写过一组系列博文，此处不再啰嗦。总而言之，吾国若想真正超过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人民币国际化这道大关是非过不可的。

话又说回来，美元指数上涨太多，对美国来说也未必是好事，因为这会影响美国的出口。比如，它对吾国的巨额贸易逆差，就有可能不但难以缩小反而会扩大。这是现任美国总统所不愿意看到的。 而美国凭借“美元霸权”一次又一次地向全球征收“铸币税”，不停地从各国身上“薅羊毛”，最终也必然为此付出代价，造成“美元霸权”的衰落，亦即美国的衰落。

只不过离这一天的到来还有相当长的时间，而此次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包括长期来看对其“美元霸权”所造成的损害，可能是上述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节点”。

再回到美国为什么会犯错和它的体制问题。或问：美国的“小政府”和“联邦制”，以及美国人不喜约束、崇尚自由这些国情会不会因此次新冠疫情的冲击而在未来有所改变呢？

笔者认为恐怕不大会。原因有二：一是一个国家的体制和国民性是长期形成的，不可能说变就变，即便有所变化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二是如前所说，新冠疫情的发生毕竟只是一种特殊情况而不是一种常态，非常时期当然要有非常措施，但它只是一种量变而不是质变。不仅是美国，对吾国来说也是如此。就美国人来说，他们也许能在“特殊情况”下忍受各种管制措施，但不可能长期忍受。毕竟，新冠疫情不同于二战这样真正的战争。

尽管这样，笔者还是祝美国人民能抗过这一劫难。因为我们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2020年3月30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