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2001）· 　

本文要义：正是在这一点上笔者很有点想不通。举一个例子：当今在很多国家包括吾国，如果有人散布恐怖言论，比如扬言要炸掉某某地方，或者说要杀掉某某人，无论他是说真的还是在“开玩笑”，立即就会被警方盯上，甚至可以依法直接将其拘捕。为何这家伙已经公开扬言要杀人，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警觉，没有对其立即采取措施呢？这不是“一桩事先张扬的杀医案”又是什么？！

年轻时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著《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令笔者印象深刻，以致在几十年之后的前年，笔者还曾借用这部书名，在一篇博文中指特朗普挑起的中美经贸摩擦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贸易战”。孰料几天之前笔者因听闻一起惨案，又想起马尔克斯的这部著作，并再一次在写作时借用了书名中的那个关键词。区别在于：加西亚写的是一部小说，而触动笔者写作本文的是一起真实的事件；前者的场景是拉丁美洲一个虚拟的小镇，后者发生在吾国首都的民航总医院；前者被杀害的是小镇上的一个男青年，后者被杀害的乃是一位中年女医生，她叫杨文。

而一虚一实的两起血案，其共同的关键词是：“事先张扬”。

由于杨文医生的惨遭不幸，2019年的年末令笔者过得有些悲伤（尽管笔者不认识她）。事件的经过在媒体上有较为详细的报道，凶手的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震惊了整个国家，笔者不忍复述。总之接连几天，这一血腥场面在脑中挥之不去。思量再三，还是决意在键盘上敲下这篇博文，盖因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动“键”之前，阅读了财新网等网络媒体刊载的几篇相关文章，颇受启发，在此先向这几位作者致意。他们是：周东旭先生、贾平先生、刘远举先生、“押沙龙”（疑似网名）先生和“二律背反的一灯如豆”（显然是网名）先生。

毫无疑问，这个残忍的凶手（笔者甚至不愿意写下他的姓名，以下以“这家伙”或“那家伙”代称）显然是个典型的反社会、反人性者。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具有正常的人性而异于其它动物，但这家伙显然不是，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何以凶残至此。

不仅如此，笔者还认为他不具备正常人的思维能力，原因有二：

第一，杨文医生虽是他母亲的急诊收治医生，但对他母亲的医治并无任何不当之处，也没有造成不良后果，这位95岁高龄的患者现在还活着，只不过在事发之后在官方部门的安排下已转院治疗。有论者批评这种安排有“按闹（医闹）分配（医疗资源）”之嫌，笔者倒不这么认为，盖因事发之后她的确不适合再在民航总医院治疗，否则对该院的医护人员将继续造成心理伤害——毕竟他（她）们也都是凡人，并非是“钢铁练成”的。

也就是说，这个凶手杀人的动机谈不上“复仇”，勉强算是“泄愤”。说是“勉强”，是因为根据报道，他仅仅是因为医院床位紧张而未能安排她母亲从急诊室转为住院治疗而动手杀医（其中涉及到与医疗资源的投入和分配相关的医保报销额度问题，这一点容笔者在后面再议）。

第二，人人皆知“杀人偿命”，这家伙却完全不考虑自己杀医势必要付出的代价（其获判死刑当无疑义），而且他的行凶根本就无益于对自己母亲的医治，属于经济学中最不可思议的“害人不利己”之行为。如果说他心中有“愤”，也不属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愤”。故此笔者才说他不具备正常人的思维，完全是个丧心病狂之徒。

笔者这么说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是指这家伙精神有问题。但实际上很多案例证明有些非精神病患者也会做出一些穷凶极恶之事。关于这一点可以做一个比拟：那些滥杀无辜甚至不惜以自身充当“人肉炸弹”的恐怖分子，你也很难说他们是“精神病人”。事实上笔者目前也没有看到任何有关这家伙“精神”问题的报道。或许值得一提的是，据介绍这家伙原本是个“屠夫”，对此笔者也只能点到为止，否则恐会有职业歧视之嫌。

总之，这样的人早晚都会“出事”，不幸的是，这个不可理喻的家伙偏偏被温和的杨医生给碰到了。 这样说可能有点“宿命论”。但事实就是如此。所以古人云“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遵从这一古训，笔者在日常生活中总是“提高警惕”，大凡在外出时发现具有某种疑似危险倾向的陌生人，总是会避而远之。用今人的话说：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然而杨医生却既“惹不起”也“躲不起”。为什么？因为她的职业是医生，而医者仁心，必须要接待每一个患者包括家属，不管他们是怎样的人。但她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竟会惨死于一个病人家属的刀下。

其实“警报”早已拉响。据报道，在这家伙行凶之前，他已经多次在医院里扬言，如果治不好她母亲，他就要把医生全给杀了。而杨医生和她的同事曾将此情况向医院上级部门反映，据说警方也曾派人“调解”（现如今每一家大医院都设有“警务室”）。但事实证明“调解”的结果完全是失败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笔者很有点想不通。举一个例子：当今在很多国家包括吾国，如果有人散布恐怖言论，比如扬言要炸掉某某地方，或者说要杀掉某某人，无论他是说真的还是在“开玩笑”，立即就会被警方盯上，甚至可以依法直接将其拘捕。为何这家伙已经公开扬言要杀人，却没有引起有关部门的警觉，没有对其立即采取措施呢？

这不是“一桩事先张扬的杀医案”又是什么？！

类似的观点，笔者还曾在有关家暴问题的一篇微博中谈到过。笔者在那篇微博中指出，对任何家暴行为，警方接到报警后应立即出动，如果发现确有家暴嫌疑，就应该马上对嫌疑犯采取强制措施予以拘留，而不应认为这属于“家庭纠纷”只是劝解了事。

实际上，笔者认为，杨医生（请她的在天之灵原谅笔者的直言）及其同事们的警惕性也很不够。在此建议所有的医护人员要吸取这个惨痛的教训：今后如遇到不管什么人发出威胁自身安全的言论，一定要立即报警，并要求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有力措施予以处置，否则就有拒绝上班的权利！

不错，医生的天职是“救死扶伤”，但医生的命也是命。套用一位伟人的名言：只有保护好自己，才能救死扶伤（伟人的原话是“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

话又说回来，笔者上面虽然拿恐怖分子作比喻，但那家伙持刀杀害杨医生还不能定性为“恐怖袭击”。因为恐怖行为的通常特征是没有特定的袭击对象而是逮谁杀谁；但杨医生毕竟是那家伙母亲的急诊医生，遇到的病人家属又是这么一个穷凶极恶、丧心病狂的家伙，因此杨医生就成为他特定的袭击对象，更何况他在行凶前已经“事先张扬”。面对这样的情况、这样的人，不仅是杨医生，所有的医护人员乃至全社会，特别是负责公共安全的有关部门和人员，都要万般提高警惕啊！

以上所言，笔者主要是痛惜于这桩杀医案的“事先张扬”却没有引起管理部门和医护人员的高度警觉和及时处置。那么，除此以外，还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防止此类惨案的再次发生呢？要知道，据统计，自跨入21世纪以来至今，吾国已经有50名医护人员遭到患者及家属的杀害；而据中国医院协会等多年前完成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目前吾国每所医院平均每年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多达27次。虽然伤医、杀医现象也许并非吾国独有，但这样血淋淋的数字确实让人触目惊心，该是到了认真反思其背后的生成原因并切实加以改革和矫正的时候了！

有关这一点，不少论者都有过详尽的剖析，提出了很多建议。笔者不是专业人士，只能根据自己有限的体验和观察来“抛”几块“砖”。

首先，在系统性、体制性的问题未能解决之前，当务之急是全面加强医院的治安和对医护人员的保护。也许并非完全是巧合的是，就在上述“杀医案”发生后的第五天，即2019年12月28日，吾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其中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威胁、危害医疗卫生人员人身安全，侵犯医疗卫生人员人格尊严”，并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医院为“公共场所”，这意味着接下来要像对地铁、机场、学校、影剧院等等公共场所一样全面加强医院的安保工作。 然而以往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仅凭法律的原则性表述以及行政部门的“红头文件”还远远不够，必须要拿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要像保护科学家、教师和学生那样保护我们的医护人员。尽管这并非治本之策，会增加政府和医院的成本，但在近阶段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笔者认为，吾国在公共医疗方面虽然比过去有了长足的进步，然而从横向比较来看，公共投入还远远不够，这可能是造成这些年医患关系日趋紧张很重要的一个“经济因素”。

笔者看到的数据显示：2018年吾国每千人口医生数达到了2.59人，低于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平均值（3.3人）；同年吾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重为6.6%，而早在2013年，美国的医疗卫生开支占GDP的比重就超过18%，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为8.9%。最近笔者又看到一个数据，指近年美国的医疗卫生开支占比已达GDP的20%左右。这些数字笔者未经核实，但他们的此类开支占比明显高于吾国，应该是一个事实。

有人或许会说，吾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又有十几亿人口，医疗方面的投入自然比不上那些发达国家。然而，上面的数据讲的是比重。再者，吾国现在包括高铁、高速公路、港口、桥梁等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成就领先于任何一个国家，对此世人有目共睹，无不为之惊叹，何以在医疗卫生开支比重上却落后于人？难道国民的身体健康不比基建的先进更为重要吗？

新年伊始，传来一个好消息：吾国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GDP总量已达100万亿人民币，人均首次达到1万美元，离发达国家的门坎又近了一步。以目前的增长速度，未来若干年内吾国经济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而成为“老大”，希望届时我们的公共医疗开支跟高铁、高速公路等基建一样，也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有足够多的医院和病床，足够多的医生和护士，让老百姓看病不再那么闹心，不再那么拥挤。——这样的愿景，应该不算是过分吧？

实际上，笔者的这种愿景还是“收着”说的。若“敞开”了说，那就是希望吾国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实现全民免费治疗。笔者很赞成现在吾国政府用几句通俗易懂的语言所概括的“脱贫”标准，即“两不愁三保障”，而“三保障”中就有“基本医疗保障”。注意，这仅仅只是“脱贫”的标准，若以更高的“全面小康”（按计划吾国将在今年得以建成）的标准，笔者希望能进一步做到让所有的国民“不愁吃、不愁穿、不愁住、不愁看病”。如此，我们就可以更加理直气壮地说吾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为此而自豪。社会主义的朴素涵义，不就是百姓的生活比资本主义国家过得要好吗？

再次，就现有的公共医疗资源而言，笔者希望能做到分配的“均等化”。吾国医疗现在存在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城市的大医院人满为患，而中小医院却有资源闲置的现象。这已经成为吾国医疗体制中的“老大难”。老话说，不患寡而患不公。从宏观角度来看，这几年频发的伤医乃至杀医生事件，跟公共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显然存在正相关。 如何摆平医疗资源的分配，专家们给出了很多建议，笔者不想在此“学舌”，只想指出一点：这将是对决策和管理者智慧的一大考验。

又次，在尚未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之前，应该大力扶持民营医疗事业的发展。公立医院理应由政府财政全资兴办，让它们致力于国民的基本医疗服务，且不得以盈利为目标，否则有违于其“公益”性质；对于民营（包括外资）医院，政府在给予政策扶持的同时，可以允许其盈利，但作为“特许经营”行业，其利润率应受到限制并接受监管。在此前提下应该全面放开市场准入，任何阻碍民资（外资）兴办医院的政策，都有损于国民的医疗和身体健康。

也就是说，厘清公立与私立的界限十分重要。而现在的问题是：公立的不像公立。论理公立医院应由政府财政全额拨款，但是时下大多数公立医院的政府投入不足，需要它们用市场化的手段追求盈利，致使经常会发生“过度用药（包括仪器检查）”的现象，以此来“创收”。由于现行医保是有限制的，这就会给患者带来不必要的费用负担，遂成为吾国“看病贵”的一个重要原因。不仅如此，公立医院的这种“两头吃”（既有政府拨款又允许其市场化经营），使得它们在吾国的医疗行业中具有绝对的统治地位，并借助这种优势占有了最优质的医护资源。特别是那些大城市的公立大医院，几乎将所有优秀的医疗专家“一网打尽”，而吾国又没有建立“分级医疗”的体系和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四面八方的患者无不争相涌入这些公立大医院去看病，又造成了吾国的“看病难”，使得医患两方面都处于身心疲惫的状况。如据报道，吾国那些公立大医院的医生，每个工作日要接诊几十个乃至上百个病人，这样的高强度劳动之下，很难确保诊治质量，医生也很难一直保持自己的“耐心”；而分配到每个患者的诊断时间只有区区几分钟，加上后者作为普通人对相关医疗知识存在太多的“信息不对称”，医患之间的相互不理解和由此产生的摩擦恐怕也就难以避免了。

与此同时，私立的却又不像私立，其医疗资源远不如公立医院来得雄厚，而“逐利”又是资本的天性，故此经常会发生各种医疗丑闻，包括那些随处可见的虚假宣传和广告，以至于民营医院在社会上的信用度很低，从而被大部分患者所摒弃。这是笔者一直以来难以解开的一个心结：为何在工商领域，吾国民营企业的效率和服务质量明显高于国有企业，但是在医疗领域，经济学“竞争出效率”的原理却似乎失效。笔者学力不逮，期望有专家能对此给出符合学理且有说服力的解释。

笔者由“12·24”杀医案引发的“其它”思考大致是以上几点，且很有可能是“外行人说外行话”，故此还是就此打住。最后，谨表对被残忍杀害的杨医生的痛悼之情。死者长已矣，生者犹可追，作为“幸存者”，我们应该一起努力，让这个世界变得美好一些，才能告慰她的在天之灵。当然，这其中管理者负有首要责任，因为唯有他们才有权力来推动和实施改革。

                                                              2020年1月6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