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1947）·

本文要义：然而在公共教育领域，“名校”（“重点学校”）的存在却是违背“公共”原则的。为何？因为公共教育的资源来自于公众缴纳的税金，它必须均等地服务于所有人。如果一部分公办学校比另一部分公办学校能够得到较多的公共资源，这就构成了真正的“教育不公”乃至“社会不公”。

近日，一篇题为“南京家长已疯”的网文被刷屏，引发热议。笔者没有看过这篇网文，通过新闻报道间接知晓其大致的内容。据介绍，该文作者声情并茂地描述了南京正在推进的给中小学生的各种减负措施，并由此感慨道：也许，用不了多久各位的孩子就会成为一个活泼灵动、热爱生活、轻松愉悦、心智健康的学渣，“南京家长在快乐与痛苦的交织中，终于疯了。”

“疯了”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教育行政部门推行减负措施遭到许多家长的激烈反对，类似的事例笔者早有耳闻，由此也在心里埋下了一个疑问：所谓“减负”，是给孩子们减轻过重的学习负担，让他们能够快乐、健康地成长，按说这是件好事情，为何家长们却反而不“领情”？难道他们不知道“心疼”自己的孩子吗？

当然不是。稍加思考便可给出答案：家长们恰恰是从孩子们的长远利益着想。用一句现代流行语来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教育专家们会说，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更能让孩子们更好地成长和发展。对一部分天资聪颖、本身又热爱学习的孩子来说，或许的确是如此；然而对另一部分孩子来说，他们有的缺乏自律，有的资质平平，如果不给他们足够的压力加强其学习训练，的确就有沦为“学渣”的可能性。

是的，在笔者看来，当前许多中小学校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的种种繁重的作业，与其说是“学习”，不如说是“训练”。就像特种部队对待士兵一样，通过高强度的、不断的、重复的练习来加固学生们的记忆，为的是在未来的各种考试中能够取得好成绩，故此被教育专家们称为“应试教育”。

这种训练有没有效果呢？当然是有的。人们看到，训练后的特战队员们个个身手不凡。只不过对于孩子们，这样的“训练式学习”过于严酷，毕竟他们都还未成年。虽然其中的一部分学生可能会通过这样的“训练”而“成材”，但仍会有一部分学生未能“过关”而被“淘汰”。

顺便说一句，“学渣”本是个歧视性用语，属于“政治不正确”，但时下用的人实在太多了，就成了“法不责众”。

教育专家们会说：一味地增加孩子们的学习负担，效果会适得其反。这或许也没错。然而对大部分家长来说，他们冒不起自己的孩子有可能成为“学渣”的风险，故而宁可欢迎“填鸭式”的教学训练也绝不感冒“放羊式”的自由放任。而对教师们来说，一个人要面对几十个乃至上百个性格迥异、智力程度不同的学生，很难真正做到“因材施教”，只能一视同仁地“上强度”，如此才能向学校和家长们有个“交代”，否则就容易被批评为“失职”。

最重要的是，外部世界的竞争如此激烈，阶层的分化如此明显，让无论是在职场、官场还是学界的家长们感同身受，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对自己孩子的学习负担，你只能择其“重”而万不敢选其“轻”。岂不闻老话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尽管这句话听起来有些“冬烘”的味道。

是的，这就是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然而，你尽可以在理论上批判它，却又不得不“面对现实”。教育部门出台减负政策当然是出于好心，但大多数家长更在乎自己孩子的“前程”。故此，才会出现“南京家长疯了”这种看似背反的现象。这就如同谁都知道孩子能否有出息并非只有“上大学”这华山一条路，但这些年来“高考指挥棒”却始终能把亿万家长、孩子包括教师们指使得团团转。只要看看每年的高考季来临，考点门口聚集的大批家长那种千人一面的焦虑表情，就知道什么叫做“愿打愿挨”了；即使有时造成交通拥堵，警察也只能乐呵呵地帮着维持秩序，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时候、这种场合下的老百姓，绝对不能惹。

这与减负政策所引起的家长反弹，其实是同一个道理。 笔者写作此文的本意是想借“南京家长疯了”这个事由来漫谈一下何为“教育公平”的问题，不料行文至此，发现自己有点“拐不过弯儿”了。好在笔者写文章向来都是随性而为，“拐不过弯儿”也不妨“硬拐”一下。

众所周知，“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其中应有之义，甚至可以说是首当其冲。盖因这事儿关系到“起点公平”。社会学家们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只能追求“起点公平”而无法达至“结果公平”。 实际上，在贫富不均的情况下，就连“起点公平”也只是相对而言，在教育方面亦是如此：显而易见，富家子弟所能具备的教育条件，天然要比寒门子弟优越得多。

故此笔者认为，所谓“教育公平”，主要是针对公共教育而言。亦即：在政府出资兴办的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公平原则，让每一个学生都能享受到同等的待遇。你可以说这是“平均主义”，但在公共教育领域，就是应该实行“平均主义”，或者用另一个名词来说，叫作“均等化”。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公共教育出现了很大的偏差。其突出表现就是存在“重点学校”与“非重点学校”之分，前者享受到财政拨款、师资配置、教学硬件等各方面的政策倾斜，而这属于明显的“不公”。尽管近年来官方已取消了“重点学校”的称谓，但人人都知道实际上一直都存在，只不过人们现在通常把它叫作“名校”。

没错，“名校”现象在世界各国也都普遍存在。然而仔细观察便可知道，其它国家大部分的“名校”都是私立的，在吾国正好相反，大部分“名校”是公办学校。 毫无疑问，私立的“名校”也是社会不平等的产物，犹如市场经济所造成的贫富差距。之所以会有这些私立的“名校”，说到底还是因为它能享有普通学校难以企及的资源配置，比如哈佛，比如伊顿公学，它们不仅要收取较高的学费，而且每年都会接受富人校友的捐赠。没有这种“经济基础”，很难产生“名校”之类的“上层建筑”。故此可以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私立的“名校”是一种我们不得不接受的“合理”存在，直到人类社会有一天能够消灭贫富差距而又不会破坏社会生产力——至于能不能实现这个理想，那是另一个问题。

然而在公共教育领域，“名校”（“重点学校”）的存在却是违背“公共”原则的。为何？因为公共教育的资源来自于公众缴纳的税金，它必须均等地服务于所有人。如果一部分公办学校比另一部分公办学校能够得到较多的公共资源，这就构成了真正的“教育不公”乃至“社会不公”。

这个道理如此简单，以至于连那些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敢违背。比如在日本，据介绍，其全国各地提供义务教育的公立学校，无论是办学经费还是硬件设施，都是按规定统一配置的，不存在城乡差距、地域差距。在师资方面，日本公立学校的老师属于公务员编制，每三年左右就会调动一次，轮流调往不同的公立学校，令每一所公立学校的师资力量得到最大限度的平等与平衡。以此为前提，日本所有到了学龄期的孩子，都可以就近入学，义务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费教育。

在如此近乎严苛的规定下，日本公立的中小学校，自然很难“鹤立鸡群”，即很难产生“名校”。日本的“名校”，无论是大、中、小学，大多属于私立性质。

不仅是日本，其它一些国家的教育也是如此，将公、私分得很清楚。更有甚者，据报道，韩国教育部近日宣布，将废除“精英高中”，统一转为普通高中，以消除入学不平等问题。笔者初时以为这仅是针对公立学校，还有点纳闷韩国何以直到现在才采取这种措施，觉得这是他们“迟来的进步”，细读报道才知道，此番他们所取消的是所有的“精英高中”，以“确保高中、大学和初入职场的年轻一代，能公平站在起跑线上，不再受父母（因素）的影响”（《中国青年报》）。

也就是说，这不是什么“迟来的进步”，而是一种“超前的实验”。盖因在欧美许多国家，以私立学校为代表的“精英教育”仍然是一种常态，而韩国则率先打碎这种固有的模式，在高中阶段不分公、私地全面推行“教育公平”。应该说，韩国的这一改革力度超过了笔者的想象，甚至认为它很“社会主义”。

韩国的这一看似激进的改革最终能否成功有待于实践检验。观照日、韩的经验，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它们尚且能做到这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吾国，至少在公共教育领域，更应该取消所谓的“精英教育”，实现公共资源的均等分配，让那些公办的“名校”统统转为普通学校。

笔者的意思是，凡是使用公共资源的学校，无论大、中、小学，都应该统一地实行资源的均等分配，包括北大、清华以及“211”之类的大学“名校”——有数据显示，同为公办的大学，它们每年所得到的财政拨款，远远多于普通的高校，这难道不是一种明显的“教育不公”吗？

或问：如此“一视同仁”，那些聪明的学生得不到“优待”，对他们来说岂不也构成一种“不公”？ 对此，笔者的回答是：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一种平衡的选择。再者，正如笔者所强调的，“教育公平”主要是针对公办学校，有钱人家的孩子，不是还可以就读条件更好的私立学校吗？

最近有新闻报道说，近日在深圳一所公办的“高级中学”的教师招聘名单上，20人中竟有19人毕业于清华、北大，他们全部都是硕士及以上学历，甚至有一位博士也跻身其中。有人将这种“扎堆”现象视为一种“下沉行为”，即从某种意义上讲，名牌中学与名牌大学的毕业生之间，逐渐形成一个“精英共同体”（《中国青年报》）。

“精英”当然不是一个贬义词，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发展少不了“精英”的作用。但在笔者看来，“精英”应该是自然形成的，而不应该是动用公共资源“拔尖”的结果。故此笔者对“精英教育”的说法颇有微词，在公共教育领域尤为如此，盖因“精英”的另一面是“庸常”，如果我们的公办学校也搞起“精英教育”，那么，我们又将人数更多的芸芸众生至于何地？细忖之，在所谓“精英教育”的背后，不难发现隐藏着“唯GDP至上”即“发展主义”的身影。就像“优生优育”的理念，一不小心就会滑向“种族歧视”的深渊。

笔者由此想起以河北衡水中学为典型的“超级中学”模式，长久以来受到激烈争议。前不久，衡水中学校长郗会锁在一次教育圆桌上回应说，所谓的“超级中学”被妖魔化了，其实它只是“教育制度的替罪羊”。郗校长认为，教育是一个社会系统的问题，不应该单一指责特定的学校。

而在笔者看来，这些“超级中学”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正是对“精英学校”的一种“抗衡”，因为这些“超级中学”的生源，主要来自于周边地区的普通学生，他们的家庭大多数既无“背景”又无资源，而衡水中学这样的普通中学运用超常的、“军事化”的严酷管理和教学方式，迫使这些学生“悬梁刺股”般地拼命苦学，以求通过高考这座“独木桥”挤进清华、北大这样的“名校”而成为未来的“精英”。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学校，通过这样的方法竟然也成为了“名校”，被人们褒贬不一地称为“超级中学”，看上去是不是既有点讽刺，又有点悲壮？

又一次想起那句老话：“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中人。”——这实际上就是那些“超级中学”不是校训的校训。而“南京家长疯了”之类的现象，何尝又不是家长们在“精英教育”理念的压迫下一种无奈的博弈呢？

很多年以来，吾国教育界一直在为“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取舍而纠结。然而在笔者看来，吾国首先要解决的是“精英教育”还是“公平教育”的倾向与选择。如果不能在公共领域全面实现“教育公平”，则“素质教育”也就失去意义，或者只能成为“精英学校”专属的“奢侈品”。

在可见的未来，“教育公平”的理想目标当然是“全民免费教育”，这在一些国家已经成为现实。在现阶段，吾国可能还不具备这样的财政实力（虽然都说“再穷不能穷教育”），但是，至少在已经确认的公共教育范围，应该做到“人人平等”。上引那种“韩国模式”也许对我们来说过于超前，但学习“日本模式”应该不难吧？需知吾国的经济总量早已经超过那个东瀛邻国而稳居“世界老二”。

行文至此，笔者恍然想起已故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提出的“教育券”构想：将所有的政府教育经费平均分摊给每一个学生，然后让他们带着这些“人头费”自由择校，让学校自由展开竞争，如此既能实现“教育公平”，又能“竞争出效率”。

可惜的是，弗氏的这一伟大构想至今仍只是一个“空想”，从而成为人类的进步经常受到自身局限的一个例证。

                                                    2019年12月2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