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1946）·

本文要义：一种货币要成为真正的“硬通货”，必须具备“国际化”和“高信用”这两个条件。虽然“国际化”了的货币未必自然成为被广泛接受的“硬通货”，但如果连“国际化”也做不到，那就遑论成为“硬通货”。

“有人建议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这是不安全的选项”。——此话是楼继伟先生日前在2019年第十届财新峰会上发表演讲时说的。

楼先生曾任吾国财政部长，卸任财长之后，他还担任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现任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被坊间认为是一位“改革派官员”。正因为如此，笔者看到他的这句话，多少有些意外。盖因包括实现资本项下完全可兑换在内的人民币国际化，向来被视为吾国金融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目标，而且是高层屡次首肯的。楼先生何出此言呢？听上去似乎有些“反主流”。

笔者很想看到楼先生对这句话的详细解释。可惜媒体的报道语焉不详，只说“楼继伟认为，虽然我国近期金融市场的开放力度很大，用开放促进改革有利于资本市场的成熟，但短期跨境流动的适度管控是不会变的。”（新浪财经）

显然，这其中的关键词是“加快”、“安全”、“短期”和“适度管控”。 笔者只能根据上述内容有限的报道揣摩楼先生的意思，大概是：人民币国际化虽属吾国金融市场改革开放的目标之一，但从短期来看，不宜加快进程，否则不利于确保吾国的金融安全。

楼先生这么说有没有道理呢？仔细想想是有道理的。

吾国的人民币已经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所谓“经常项目”，顾名思义，是指对外经贸活动中经常发生的交易项目。如今在吾国，包括贸易收支、劳务收支、港口运输以及私人出境旅游、出国留学等等经常项目，中外货币都可以兑换。一个常见的实证是：按规定，吾国居民每人每年可以用人民币兑换价值5万美元的外币，虽说有限额，但比较过去，已然“自由”得多。

然而一国货币的国际化还包括另一个重要内容，即楼先生所说的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借用专业术语来表述，即“国际收支中因资本的输入和输出而产生的外汇资产与负债的增减项目，包括直接投资、各类贷款、证券投资等”。在这方面，吾国的管控还非常严格。

以通常的标准，一国货币只有同时满足经常项目和资本项下均可自由兑换这两个条件，才能被视为实现了“国际化”。由于人民币目前只具备了经常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这一个条件，而资本项下尚没有实现自由兑换，故此还不能算是“国际化”的货币。换言之，要真正使人民币国际化，就必须实现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

笔者在金融方面是个外行，以上所说只是一些人所皆知的常识，而且笔者不敢多言，说多了怕会“露馅”。总之，笔者理解的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自由兑换。以股市为例，实行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后，外资可以不受限制地直接投资吾国的A股并自由进出，吾国的企业和居民也可以直接用人民币投资境外股市。而目前在吾国，这种双向投资（如QFII和“沪港通”等）都要经过外汇管理部门的审批并有额度限制。

人民币为什么要搞“国际化”？简单地说，只有实现“国际化”以后，人民币才有可能成为各个国家都承认的、被各国广泛使用的国际货币，从而做到全球计价、全球结算、全球储备，既可以直接用来购买别国的商品，也可以直接对外投资，甚至被一些国家当作“外汇”来储备，就像我们现在储备美元、欧元一样。经济学家将这些种种好处视为一种“铸币税”。所谓“铸币税”并不是真正的、有形的税收，而是指你的货币印制成本很低，却可以通过自由兑换购买别国价值很高的实物，比如石油、黄金、矿产、建筑乃至某些企业和产业等等，相当于向别国征收了一道大税。

这样的买卖是不是很划算？当然是的。但前提是你的货币首先必须是国际化的货币。实际上“国际化”还只是一个前提性的条件，除此以外，要想成为“硬通货”，你的货币还得具有较高的信用度。所谓货币信用度即指国家信用度，即别国对你这个国家的制度、经济实力、主流价值观等方面的信任程度，从而可以放心地使用和储备你的货币。一国货币要具备这两个条件，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硬通货”。比如，俄罗斯的卢布早在多年前就可以自由兑换了，但卢布在世界上的使用率却依旧不高，为什么？恐怕就在于它的国家信用度还较低。

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恐怕就是吾国了。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吾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拥有许多项“世界第一”，包括外汇储备、外贸进出口以及高铁、高速公路、摩天大楼等等标志性的产物。按道理，吾国已经具备了很高的主权信用度，为什么吾国的人民币却还没有实现“国际化”呢？

如前所说，一种货币要成为真正的“硬通货”，必须具备“国际化”和“高信用”这两个条件。虽然“国际化”了的货币未必自然成为被广泛接受的“硬通货”，但如果连“国际化”也做不到，那就遑论成为“硬通货”。俄罗斯的卢布虽然可以自由兑换，从而实现了表面上的“国际化”，但由于其主权信用度不高，还没有被市场普遍接受，故此卢布虽是“通货”却还不能说是“硬通货”。而吾国应该说具有了很强的经济实力，“一带一路”又让我们结交了很多朋友，主权信用度明显高于俄国（统计数据说吾国一个广东省的GDP就等于整个俄罗斯），如此，为什么我们的人民币却还没有实现“国际化”呢？

显而易见，症结就在于人民币还没有具备“可自由兑换”这一技术性的前提条件——准确地说，是还没有实现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这使得人民币无法实现“国际化”，更不用说成为“硬通货”了，从而在当今全球市场的使用比率很低，据计算只在2%以下或左右。作为对比，美元的使用比率据说高达60%。——让人愤懑不平的是，老美向全世界征收了那么多的“铸币税”，特朗普还一个劲地叫嚷美国吃了大亏，向包括吾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频频发起贸易战。不过这是“题外话”。

这样分析起来，人民币国际化不但是其成为“硬通货”的必要前提，未来对吾国应该说是好处多多。且不论经济方面的“铸币税”，就国家地位和形象而言，像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大国（笔者认为甚至可以说是“准超级大国”），本国的货币却还没有实现“国际化”，显然与吾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是很不相称的。直言之，吾国要实现民族复兴，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若人民币不搞“国际化”，不能成为“硬通货”，既不可想象，也难以“达标”。

所以，这些年来吾国历届政府都坚定不移地把“人民币国际化”视为未来一定要完成的改革目标。 那么，为什么楼继伟先生指加快人民币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是“不安全的选项”，而且笔者还认为他讲得有道理呢？

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在正常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任何投资的收益和风险，其概率总是成正比的，收益有多大，风险也就有多大，反之亦然。人民币国际化同样也是如此。 收益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了，它的风险又是什么呢？

笔者要反复申明的是，自己不是个“专家”，因此写文章可以“理直气壮”地不遵循专业的“套路”，更喜欢也只能“直截了当”——窃以为，楼继伟先生所说的“不安全”，主要针对的是“政治安全”。

这样判断是不是过于“跨越式”了呢。国际经验告诉我们，人民币若全面实行“国际化”——即在实现经常项目可自由兑换后，随之实现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方有可能进而成为被市场普遍接受的“硬通货”，但如此在收获“铸币税”的同时，也会带来国外资本“大进大出”的风险。如果发生这种险情，就会冲击我们的国内金融市场。需知资本是“不讲政治”的，它的天性是逐利，有利可图时它会蜂拥而至，反之则会“逃之夭夭”。历次国际金融危机也反复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俄罗斯的市场在卢布“国际化”以后就曾遭遇过国际资本的冲击。

或问：这不是“金融风险”吗？怎么就扯到“政治风险”了呢？ 这是因为：在人民币资本项下尚未实现可自由兑换的情况下，吾国政府有足够的手段来管控和防止境外资本的“大进大出”，或者说其进出的规模都受到限制，实际上形同筑了一道“防火墙”。而一旦这道“墙”被拆掉又有“险情”发生时，情况将会怎样？

前一阶段吾国理论界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金融危机在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时有发生，而吾国同样也搞市场经济，却从未发生过此类危机？笔者对此也有过思考，一个简单的结论是：吾国的金融市场并没有完全对外开放，其中就包括人民币没有“国际化”，因此政府对金融市场具有较强的管控能力；而一旦全面实行金融自由化包括人民币自由化，政府的管控能力就会相应地减弱，所谓“此消彼长”，这是由事物发展的辩证法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有人或许会追问：其它市场经济国家发生过那么多次的金融危机也未见转化为“政治危机”，为何同为市场经济国家，吾国若发生金融危机就有可能波及“政治”呢？

这就要看如何理解什么叫“政治危机”了。笔者只能说，由于国情不同，“政治危机”的鉴定标准及其表现也会有所不同。如前所说，吾国即使搞了市场经济，过去几十年也没有发生西方式的金融危机，主要是由于吾国政府能够实行有效的的管控；而这种有效的管控与其说是能力的表现，不如说是制度包括现行的金融和货币制度在“保驾护航”；如果这些制度“全面放开”，允许外资自由进出某些情况下甚至“大进大出”，那时候政府想要像现在样实行有效的管控，难免就会“力有不逮”了。而一旦出现这样的“险情”，对于一个以“发展为第一要务”的政府来说，那不是一种“政治风险”又是什么呢？

再问：有没有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既可以让人民币国际化，又能避免这样的“险情”发生呢？ 笔者的看法是：恐怕很难。这就像一艘轮船，既然要投身于大海航行，那就必然有时会遇到大风大浪。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凡是搞市场经济的国家，每隔若干年总会遇到一次金融危机。故此，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吾国“永远不会发生金融危机”，而应该通过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尽力使自己即使遇到“大风大浪”也能安然度过。

如果能做到这样，人民币国际化包括整个金融的对外开放应该就不会被楼先生视为“不安全的选项”了。事实上楼先生此言针对的是“加快”这个关键词，也就是说，他并不否定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目标，而只是不赞成步子迈得太快而已。

然而，我们的步子迈得“太快”了吗？算起来，从提出人民币国际化这一目标开始，至今已有二十多年过去了。未来我们还要多少年才能实现它呢？要知道，我们前面还有“两个一百年”这一更宏大的目标在“倒计时”呢。

前些天笔者看到中美的两位经济学家打了一个“赌”，“赌”的是二十年中国经济总量会不会超过美国。身为中国人，笔者当然希望吾国的这位经济学家是“赢家”，按照两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吾国应该不会低于6%，美国可能只有2%左右），若此后一直保持这个比率，二十年后吾国完全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问题是：有朝一日当我们成为“世界老大”的时候，你能想象我们的人民币却还没有实现“国际化”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据此是否可以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最迟也应该在未来二十年内完成呢？若按这样的期限，楼继伟先生应该不会说是“不安全的选项”了吧？

经济学家们把一个国家的金融开放特别是实行货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称为市场化改革的“惊险一跃”。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好似在前进道路上面临一道沟堑，它的宽度看上去与我们自己评估的跳跃能力差不多成正比，于是“跳还是不跳”就成了一道颇有难度的选择题。所谓“惊险”意味着必有风险，而所谓“一跃”则暗示这是迈向更高层次所必经的“规定动作”。

笔者在前两年曾以“‘临渊勒马’的汇率改革”为题写过几篇系列博文。这个意象其实是借自于《三国志》中的一个情节，即刘备被敌军追杀，骑着一匹名为“的卢”的骏马逃到襄阳城外的檀溪河边，初跃该马堕于水中，“溺不得出”，急得刘备大喊“的卢，今日厄矣，可努力！”“的卢乃一踊三丈，遂得过。”

希望吾国的人民币国际化，最终也能完成这“惊险一跃”。当然也不排除这样一种可能：为了楼先生所说的“安全”而宁可采取保守的策略。

文末，笔者推荐吾国经济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先生最新的一篇文章：《中国金融开放绕不开人民币自由化》。此文见于11月13日的澎湃新闻，可与上引楼继伟先生的观点对照阅读。

2019年11月25日于竹径茶语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