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1941）·

——读一则新闻报道想到的

本文要义：应该说，前一阵子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种增长方式所隐藏的危险性，故此才提出了“去杠杆”的方针，还准备从严控制地方债务的膨胀，这些“矫正”措施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一遇到经济下行的情况，有些地方政府就沉不住气了，就开始“故伎重演”了。

去年写了几篇思考“中国模式”的系列博文之后，笔者已经颇久没有触及这个话题了。近日读到《上海证券报》的一篇报道，忽又勾起再议论一番的念头。

该篇报道的题目是《地方决战四季度锚定项目建设，稳增长已成重中之重》。报道说，最近地方都在召开相关会议研判当前经济形势，上海、山东等地明确提出要把稳增长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确保完成今年目标任务。为冲刺四季度经济，地方普遍认为项目是关键，以项目建设稳定和带动投资增长。10月份以来，山东、河南等多地已有数百亿元级投资规模的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此种情形人们何其熟悉。尽管早在十几年前当时的领导就提出要转变我们的增长方式，后来的新领导更是表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然而每当经济出现下行趋势时，用鲁迅先生的一句话来说：“战斗正未有穷期，老谱将不断地袭用。”

这里所说的“老谱”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就是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整合资源来拉动经济增长，亦即人们常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而所谓的“大事”不仅是指修大坝、建高铁、办奥运等等具体的项目，还包括“保增长”这样的“重中之重”。只是这些年“保增长”的说法（二十年前曾有“保8”的口号）已经悄然改为“稳增长”，一字之差耐人寻味，表明在全球经济已然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我们不再谋求经济的高速增长，而是试图将其稳定在一个相对较快的水平。但发展经济仍然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上述报道中有一些关键词语：“重中之重”、“确保完成”、“项目带动投资”、“冲刺”、“集中开工”，等等，人们早已耳熟能详。

“把稳增长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当然没错。经济工作的重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当结构问题比较突出的时候，就需要重视“调结构”；当金融风险凸显的时候，要强调“防风险”。而眼下，依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说法，全球近百分之九十的经济体都出现经济增速下降的趋势，吾国也不例外，“稳增长”当然要提到首要的位置。当今世界，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哪个国家不是在想尽办法争取“稳增长”呢？

不同的是，其它国家除了放松货币政策，有的国家干脆重启QE，祭出央行出资购买政府债券的老套路（实则为变相印钞），似乎再也拿不出别的办法；反观吾国，至少在地方政府层面，可以拿出一大批项目“集中开工”，这样自然就能创造出大量的GDP来稳住经济增速，甚至可以“稳中求进”。

换言之，在别的国家，由于受其体制之限，它们的政府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资源可以开出那么多的项目，而我们的政府则不然。所以才叫做“中国模式”或者叫做“中国特色”。大上项目稳增长——过去十几年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干的。这也可称为我们的“老套路”，只不过与别国的“套路”有所不同。

效果也的确很显著：这些年吾国的经济增速虽然也在渐次下降，从当初的两位数逐年降到现在的6%略多——IMF最近预计吾国今年的GDP增速将会降至6.1%，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吾国的GDP增速已降至6%，创近三十多年来的新低，但前三个季度平均下来还有6.2%，不但仍在年初吾国政府制订的区间目标（6%—6.5%）的范围之内，而且依然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IMF之所以在预测发达国家今年经济增速仅为1.7%的情况下还敢把全球经济增速的预测值设定在3%，毫无疑问很大程度上是靠吾国经济把它拉上去的。早有数据显示，吾国对全球经济的贡献值已达30%以上。

看起来“中国模式”依然行之有效，不是吗？无论海内外的有些人对这种模式如何批评、质疑，但“铁的事实”摆在面前，想不服气都不行。用斯大林的话来说：胜利者（成功者）是不受指责的。

唯一可能存在的“破绽”是：这些年吾国的债务水平比GDP增速提高得更快。从而证明：吾国经济在危机时期的上述优良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大量的举债投资上项目支撑的。这其中，地方政府和国企的债务占据了大头。

吾国现在的债务率高到什么水平？对此，官方和坊间机构的估算有很大差异，最乐观的估计，应该也是GDP总量的两倍多甚至三倍。

举债增投资，项目稳增长，这是近些年来很流行的一种思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是有道理的。但这种做法有一个逻辑前提，即举债投资者确有挣钱还债的能力。盖因经济学又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或者这种能力渐渐衰减，那就麻烦了。事实上很多企业就倒在这道关卡上。

某些企业若盲目扩张举债无度，自有经济规律来惩罚它们，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损害也是有限的。然而，若政府也这么做，后果只能由全社会承担。

经济增速为什么下降乃至出现衰退的迹象？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因为企业的盈利减少，从而使其缩减投资。凯恩斯主义主张，当此之时应该增加政府的公共投资加以弥补。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不同于企业，后者天然地以争取赢利最大化为己任，而前者只是一个公益性的“服务机构”，天生就不具备也不应该具备盈利的能力，故而政府增加投资未必能带动社会经济的盈利。经济学认为，政府的效率总是低下的，全世界各国莫不如此，政府是花钱的而不是赚钱的主，若政府像企业那样追求并能实现赢利最大化，一方面它有违人们缴纳税收供养政府的初衷，另一方面计划经济岂不就是可行的了？——这是笔者常说的一句话。

可是，虽然政府不具备赚钱的能力，但政府却具有任何一个企业都不可能具备的“撒手锏”，这就是——权力。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差异性，同为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大小却不同。前些年很流行“有限政府”的概念，在吾国有一阵子也讨论得很热烈，这些年吾国理论界不复再有此类讨论（虽然也未见有人公开主张“无限政府”），但有一点恐怕是无人否认的：吾国政府是当今主要经济体中拥有权力最大、最多的政府。这样，吾国也就最有条件来“集中力量办大事”，包括集中资源稳增长。所以我们的政府才拿得出并集中上马那么多的项目。

但权力再大也会受到经济法则的制约。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同理，政府要大上项目、集中开工来稳增长，就必须要解决资金的来源问题。 不错，政府有自己的财政收入，吾国政府大概算得上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但这些财政收入的支出绝大部分是刚性的，诸如国防、社保、教育、医疗、维稳等等，哪一项都需要花钱，包括投资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也是政府的职责。更何况吾国十几亿人口中有一部分尚未脱贫，而政府帮助这部分人脱贫无疑也是要花钱的。

吾国这些年的基础设施建设可谓突飞猛进，政府对基建的喜好甚至到了狂热的地步，被世人称为“基建狂魔”，其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有目共睹的，事实上也的确起到了稳增长的作用。然而，政府建设大量的基础设施，固然可以拉动当期、当地的GDP，但单靠政府财政出资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政府必须要向银行、向社会借贷和发债来筹集资金。否则就算政府手里设计好的项目再多也无法“集中开工”。

难题在于，这些基础设施就其属性来说，要么是公共品，要么是半公共品，主要是为国民和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而不是用来赚钱盈利的。因此，凡基础设施建设，其投资是很难连本带利收回的，单就这些项目本身来说，难免就会出现很大的财务窟窿，或者说很难偿还所欠下的巨额债务。——吾国的高铁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如果政府财政强大到能够不在乎这些项目的经济回报倒也罢了，毕竟高铁之类还是很让人们享受出行的便利，城市的高楼大厦和宽马路、大广场也能让人赏心悦目（尤其是每逢节日夜晚上演“灯光秀”时）。然而，我们的政府虽然“财大气粗”，也远没有到“花钱不眨眼”的程度。

于是，银行就成为政府最大的金主。

好在我们的银行大多也是政府开的，政府要借钱，银行当然不能说“不”，况且地方政府还有“土地财政”。——这是“中国模式”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其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具备的。有人甚至说“没有‘土地财政’就没有‘中国模式’”。

然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学的这句箴言到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是适用的。吾国银行的钱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来自于亿万百姓的储蓄。且吾国银行都已经“市场化”，银行放贷并不是做慈善，即使是借给它们的“老板”——政府，也是想收回本息的，否则，这些银行就得关门倒闭了。

但是，政府还得上那些钱吗？

这个故事的“脚本”只能写到这里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银行还活得好好的，那些国有大行更是活得很滋润，其赚钱能力动辄排名世界前列。目前虽然出现有几家中小银行撑不下去而被“接管”的案例，一来那是少数，二来它们都不是国有的。

这或许正是“中国模式”最大的奥秘所在，有待于经济学家们或者是时间的“破译”。

而只要银行还能源源不断地为政府的那些项目提供巨额而又廉价的资金，即便这些债务收不回来也依然能够屹立不倒，那么，“中国模式”的奇迹就能够继续演绎下去。 这也正是前面那则新闻所描述的一些地方政府敢于在已然负债累累的情况下，继续沿用“举债投资搞项目，集中开工稳增长”这一老套路的“底气”所在。

可是，经济学不是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吗？——请原谅笔者再一次引用这句已经“臭大街”的名言（不幸的是，用笔者自创的一个比喻来说：真理往往就像“茅坑里的石头”，端的是“又臭又硬”）。故此，这个世界上不会真正存在违背真理的所谓“奇迹”。笔者经常引用的是另一句谚语：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无限制地依赖增加债务来“稳增长”，即便稳得住一时，肯定稳不了长远。笔者为此设想的一种最不坏的结果是：温水煮青蛙。

应该说，前一阵子决策层已经意识到这种增长方式所隐藏的危险性，故此才提出了“去杠杆”的方针，还准备从严控制地方债务的膨胀，这些“矫正”措施无疑是正确的。可是，一遇到经济下行的情况，有些地方政府就沉不住气了，又开始“故伎重演”了。对此，上头的领导们知道吗？

顺便提一句：最近笔者在某家官媒上看到一篇文章，解释“为什么中国几十年没有发生经济危机”，颇有些感触，容后再议吧。

最后是笔者站在反对者的角度提出的一个问题：若上述报道中那些地方蜂拥而上、集中开工的项目，都是市场本身涌现的盈利性项目，岂不就是“虱多不痒，债多不愁”了吗？

的确如此。但笔者怀疑，其中的大部分恐怕还是政府部门设计的、非盈利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退一步说，假如它们未来的确能够盈利来偿还所欠的巨额债务，又会有违前述基础设施的公共品或半公共品的属性，这显然是一个悖论。而另一个悖论是：若这些政府推出的项目都能盈利、靠这些项目就可以妥妥地“稳增长”，那么，我们又该怎样理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呢？

又或者，在我们的语境里，政府本身就是“市场”的一部分，甚至是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　

                                                     2019年10月21日于竹径茶语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