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1930）·

本文要义：他们不仅对现状非常不满，而且对那些传统的政治家（通常被称为“建制派”）也非常不满，几乎完全丧失了信任，以至于他们宁可选择一个“品行不端”的另类来“试试看”，哪怕是一个像特朗普这样的“政治素人”（约翰逊好歹还当过伦敦市长、外交大臣）。在笔者看来，这或是“革命年代”才会发生的事。

当地时间2019年7月23日中午，英国执政党保守党的新任党魁竞选结果出炉，有“英国特朗普”之称的鲍里斯‧约翰逊最终获胜，从而接替特雷莎·梅出任英国首相。

约翰逊在当选后的演讲中表示，他知道人们会质疑保守党员选择他作为新首相的决定。他说：“我只想指出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党，能够拥有垄断智慧的能力。但若观察一下这个党两百年的历史，你会看到的是：保守党人——我们，拥有对人性最好的观察。”（财新网）

什么叫“对人性的观察”？笔者觉得，约翰逊此话的“弦外之音”是：他的当选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了解现在的人们在想些什么，人们也知道他将为他们做些什么。简言之，他的当选是符合民意的结果。不过他也隐然承认，不少人会对他是否适合担任首相怀有质疑。

笔者由此回想起，在约翰逊胜选的二十多天之前，曾在FT中文网上看到《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撰写的一篇文章。该文劈头就说：“鲍里斯•约翰逊看起来很可能会成为英国首相。他以前工作过的《每日电讯报》的主编马克斯•黑斯廷斯上周在写到他时表示：‘至于他是无赖或是单纯的流氓，那还是可以辩论的，但关于他的道德破产却没什么可争辩的，这植根于一种对真相的蔑视。’”沃尔夫甚至直言：“我想不出英国历史上还有一个（比他）更不合适的首相人选。”

沃尔夫接着写道：“美国在这方面比英国先行一步。唐纳德•特朗普的性格缺陷，特别是病理性的撒谎，使他在美国总统当中独树一帜。曾在20世纪挽救过自由民主体制的这两个国家，如今已失去道德罗盘。很多公民似乎不再关心他们的领导人是不是无赖。不那么久之前，人们把这些国家视为成功民主政体的模板。如今，美国被认为仗势欺人，英国则被视为傻子。特朗普和约翰逊被视为可鄙、荒唐，或者二者皆有。”

接下来他提出的问题可谓振聋发聩：“如此稳定和繁荣的国家的人民为何会选择这样的领导人？为什么英国很多人会相信约翰逊的荒谬谎言？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忽视特朗普的愚蠢？”他在文章的题目中将约、特二位称为“问题领导人”。

不得不说，沃尔夫对约翰逊包括特朗普的反感不仅溢于言表，而且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作为非西方国家的一个观察者，笔者常常惊诧于他们的媒体对其领导人的批评和指责竟然如此不留情面，所用的言辞让人想起几十年前吾国曾经流行的一个政治术语：恶攻。

不管怎样，沃尔夫先生的确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无论是约翰逊还是特朗普，依照西方传统的眼光来看，完全不符合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国家领导人的标准，那么，他们是怎样登上权力的顶峰的呢？ 沃尔夫在文中谈了他的“一些想法”，包括：成功滋生失败；恐慌减弱；记忆褪去；文化冲突；中产阶级被掏空；去工业化带来打击；收入停滞；金融危机；精英走下坡路；富豪统治崛起；媒体遭到腐蚀；政治制度运转不灵；如此等等。

应该说，沃尔夫分析的这些原因看上去的确都是存在的。但在笔者看来，所有的这些因素其实都可以归结到一点：人们对现实的极度不满，他们渴望改变，并试图用自己手中的选票做出改变。而约翰逊、特朗普等人的当政，就是这种改变的结果。尽管反对、厌恶乃至痛恨这两位的人也有很多（沃尔夫先生无疑是其中之一），不幸的是，后者却是相对的少数（否则他俩也不会当选）。以至于沃尔夫在文中怀疑：“当前结局的一个重要因素可能是有缺点的政治制度：‘简单多数票当选’的投票制度；不公正的划分选区以及美国的选举人团。”

这里且不谈美国实行的各州“赢者通吃”的选举人团制度，单就“简单多数票当选”来说，此乃民主选举制度最重要的原则。就算这个制度是有问题的，笔者也无法想象能找到别的可以替代的原则。难道沃尔夫先生想把它倒过来：不是“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服从少数”？果如此的话，那还算是“民主选举”吗？

当然问题仍然是存在的。就算“少数服从多数”，为什么是约翰逊、特朗普？为什么不是别人？难道在他们的国家里，找不出别的比这两位品行更好一点的人来当领导人了吗？

这就需要对人们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加以分析。简言之，他们不仅对现状非常不满，而且对那些传统的政治家（通常被称为“建制派”）也非常不满，几乎完全丧失了信任，以至于他们宁可选择一个“品行不端”的另类来“试试看”，哪怕是一个像特朗普这样的“政治素人”（约翰逊好歹还当过伦敦市长、外交大臣）。

在笔者看来，这或是“革命年代”才会发生的事。

何谓“革命”？用毛泽东那段经典的论述来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从这段论述的语词来理解，毛泽东后面所说的主要是指一种狭义的“革命”，即“暴力革命”。但从广义的范围来说，“革命”是对旧的规范和模式的一种颠覆，尽管未必都会采取暴力的形式。而约翰逊、特朗普的当选，就是在民主选举制度框架内对旧的规范和模式非暴力的“颠覆”。

需要指出的是，就“革命”的本义而言，其实它是一个不含褒贬的中性词语。历史上的“革命”，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故此，说约翰逊、特朗普的当选是“革命的结果”，并不意味着笔者肯定他俩的品行，或者是赞赏他们所提出的政纲，而只是承认这是一种“存在的合理”。

正因为这是一场“革命”，所以就很难用通常的道德规范来加以要求。用毛泽东的另一句名言来说，“革命”的最高信条就是“造反有理”。也就是说，在“革命时期”，颠覆和造反才是硬道理。只要有助于推进“革命”，传统的道德规范可以忽略不计。故此沃尔夫不禁在文中哀叹：“曾在20世纪挽救过自由民主体制的这两个国家，如今已失去道德罗盘。很多公民似乎不再关心他们的领导人是不是无赖。”

不错，道德是人类社会的“稳定器”。然而，“革命”的目的就是打破旧秩序，当“革命”已然发生的时候，道德只能被人们“退而求其次”。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的个人经历中曾经有过（包括现在）屡屡撒谎、唯利是图、对女性极不尊重等种种不堪，甚至很可能是个种族主义者，但他的支持者们却毫不在乎，并没有因此而摒弃他。最近甚至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由民主党的把持的美国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动议，谴责特朗普的种族主义言行，然而在紧接着对一项弹劾特朗普的动议投票时，却遭到多数议员的否决，因为他们知道单凭道德问题很难迫使特朗普下台并获得多数民众的支持，从而体现出议员们明显的“精分”。至于约翰逊，他在这方面即使没有达到特朗普这样的负面“高度”，但也被精英们所不齿，据说其私生活一团糟。且不论他“既往的‘作秀式’路线，以及试图取悦所有人的民粹风格”（沃尔夫语），此次他竟携其同居女友入驻首相府，这在唐宁街10号的历史上是破天荒之举，而他的离婚官司还没有完全了结。历来保守的英国人，对此也只是“睁只眼闭只眼”。

吾国有句老话：乱世出枭雄。所谓“枭雄”，意为骁悍雄杰，多指强横而有野心、但在道德上并不完美甚至有重大缺陷之人。约翰逊、特朗普，也许就是这样的“枭雄”。他们之所以能“脱颖而出”，就是因为当今正处于“乱世”之中，并迎合了人们对现实极度不满的情绪。其实又何止此二人，在其它一些国家，也出现了类似约、特之辈的“枭雄”当政，其行事作风，无不带有“反传统、反体制”的色彩。只是与以往的一些“暴力革命”不同，他们的上台，凭借的不是“武器的批判”，而是人们手中的选票即所谓的“民意”。而这种现象，有人称之为“民粹主义”，但“民粹”与“民主”，本来就只有一字之差。

从历史的眼光看，这当然只是一种阶段性现象。在这一点上，笔者同意沃尔夫先生的看法。他在文末写道：“这种逐底竞争可能进行到什么程度呢？”为此他引述美国作家丽莲•海尔曼的《卑鄙时代》一书说：“那种做法闹到一定阶段就过去了，让政治回归更为成年人的风格。”并断言：“英国和美国需要重拾一个信念：领导人的品性确实是重要的。没有它，民主体制本身可能会失足。”

而按毛泽东的说法是：天下大乱，从而达到天下大治。毕竟，“革命年代”或者说“乱世”在人类历史上所占的时间比例相对较低，几经折腾后总会“由乱及治”。到那时，约翰逊、特朗普之类的人物，一定会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世界又将回复到“建制”状态，对领导人的道德要求也会重新得以规范。至于约、特之辈的功过是非，自会有后人来作出评价。倒是当今的“建制派”，应该好好地反思一下，握有长期执政资历和经验的他们，为何会造就了这样一个“乱世”，以至于自视为“精英”的他们竟会败在这些个被称为“无赖”的“枭雄”的手下。

未知沃尔夫先生对笔者就他所提出的问题的“试答”是否认同。

                                                        2019年8月5日于祥和顺天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