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1902）·

本文要义：事实证明，凯恩斯主义“生命力”的顽强远超过那些信奉自由经济者的估量，它可以一用再用。虽然经济学有“边际效用递减”之说，那也只是“递减”而已，只要扩张性政策仍然还能起到“保增长”的效用，即使其效用在逐渐“递减”，它也不会被管理者所摒弃，直到有一天“最后一滴柠檬汁”被榨干为止。

去年七月，正当吾国央行启动当年的第三次降准（三次降准累计释放约1.55万亿人民币流动性）之时，笔者曾写过一篇《货币宽松：前度刘郎今又来？》的博文。文中说到：

“宽松货币政策对于抵御危机的冲击，在一定条件下‘保增长’或‘稳增长’，的确是有作用的。然而如果拉长观察期也不难发现，它的作用是在不断递减的，且其递减的总趋势是不可逆的。而这个递减的过程，用笔者的比喻来说就是：温水煮青蛙。”

时过半载，刚刚进入新的一年，央行宣布又一次降准，这一次“干脆利落”地全面降准1个百分点，释放流动性超过1.5万亿元，约为去年前三次降准释放资金量之总和。实际上，这已经是去年以来的第五次降准，而且看样子不会是最后一次。此次降准后，吾国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仍有13%，按每次下降1个百分点计算，吾国还可以降准十几次。

这当然是笔者的夸张之说。然而修辞学告诉我们，所谓“夸张”，还是含有一点真实在内的。比如说“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夸张，世界上不可能有“大如席”的雪花；但如果燕山根本就没下雪，这句话就不是夸张，而根本就是“弄虚作假”。

为什么说吾国后面还有接连降准的可能性呢？这一点笔者将在本文的下半部分再谈。

就在新年的此次降准之前，也就是去年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四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召开之后，市场中有关货币政策将大幅放松的解读频频出现。当时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曾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表示：整体上稳健的货币政策取向没有改变，当然要更加的松紧适度，因为情况比较复杂，所以要增强前瞻性、灵活性、有效性来应对。他称，决策层不会以过度的流动性来对搞“大水漫灌”。

孙司长此说是有依据的，因为在此前发布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中，关于货币政策的描述仍然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但彼时坊间已经注意到公报未提“中性”一词，同时还去掉了“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等表述。

等到新年伊始央行宣布又一次降准，事实胜于雄辩，不管官方是否还会坚持“稳健”的说法，市场中人一致认为，吾国的货币政策转向宽松已成定局。不过，官方之前的政策用语本来就埋下了“松紧有度”的伏笔，本来就隐含了“松”之选项，只不过强调要“有度”而已，从字面看，这与孙司长说的“不会以过度的流动性来搞‘大水漫灌’”还是对得上茬的。

关于何为“过度”，何为“大水漫灌”，笔者在此前的博文中有过分析。简而言之，这个衡量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吾国经济的“保增长”，是则否，否则是。而从去年四季度以来，由于内外因素的叠加，吾国经济增长显然正面临更大的下行压力，有两个重要的数据可证：一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三年来首次出现了负增长，二是制造业指数三年来首次跌至50的荣枯线以下。尽管国家统计局表示2018年的GDP增速完成6.5%的预定目标没有悬念，但从去年年末的表现来看，呈明显的“虎头蛇尾”之相。如果这种态势延续下去，2019年的情况显然不容乐观。

事实上，不仅是货币政策的放松力度逐渐加大，财政政策也“更加积极”。据报道，国家发改委自去年12月5日以来已批准了8个城市与地区的城市轨道与铁路项目，总投资为8600亿元人民币；中国铁路总公司表示，今年将增加6800公里铁路线，较去年增长40%，其中包括3200公里的高铁路线；而就在去年年初，发改委还曾叫停了内蒙呼和浩特等几个城市的地铁项目，以减缓地方政府债务的增长。今年新批准的项目中，上海将新增6个地铁项目和3个市域轨道项目，武汉将新增4个地铁项目和4个市域轨道项目（《金融时报》）。为筹措资金，财政部还提前下达并增加了地方政府今年的发债额度。

凡此种种，都显示十年前“4万亿”计划的“旧景重现”，所用的刺激措施也几乎完全相同，即一手松货币，一手抓“铁公机”。

经济学家、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余永定近日撰文说：尽管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长期问题，但鉴于稳定经济增速是当前的重中之重，中国需要财政货币政策“双扩张”，不要被房价、汇率所束缚（见新浪财经）。

话说得如此直白，让人觉得似已无话可说。笔者也认为，只要“双扩张”政策对“保增长”还能有用，它就会被一直用下去。不然，难道眼睁睁地看着经济止不住地往下滑吗？再说了，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其他能够“保增长”的方略呢？很多人会说：加快结构性改革啊！但这几年来，吾国的改革一直“在路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举措，赢得中外的齐声喝彩。然而改革毕竟是“慢工出细活”，眼下却需要“近水救近火”。正如余先生所言：“尽管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长期问题”，但为了“保增长”，先顾眼前再说吧。——十年前的“4万亿”计划，不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出台的吗？

笔者再重复一遍自己的观点：从管理层的角度看，为了“保增长”，只要“双扩张”政策还有用，不用白不用。尽管“4万亿”计划造成了很多后遗症，其中最严重的就是吾国债务率的猛增和资产泡沫的膨胀，但它以及后来延续下来的刺激性政策（虽然刺激的力度有所减弱），毕竟在过去的十年使吾国的GDP保住了“中高速增长”。何况近日有经济学家称，内债不要紧，今人还不上，自有后人还。这也是实话实说。凯恩斯本来就说过：从长远看，我们都是要死的。

那么，吾国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严峻到什么程度了呢？以笔者有限的阅读范围，中外研究机构普遍认为，2019年的吾国经济增速将会在6%左右。也就是说，比2018年会低一点，但也低不到哪里去，最多不会超过1个百分点。

如果这些专家的预测是靠谱的，笔者反倒因此而生困惑：这个6%左右，是指在什么条件下所能实现的目标？是以实施余永定先生所说“双扩张”政策为前提，还是不加刺激任经济自由运行的结果？如果是前者，那就等于说，若不实施“双扩张”，2019年的吾国经济将下滑得更厉害？如果是后者，那么，不搞“强刺激”还能获得6%左右的增长率，我们难道还不满意吗？

这倒让笔者恍然想起，十年前吾国之所以紧急推出“4万亿”计划，就是由于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当时吾国的经济增长率就曾从两位数骤降至6%。

由此看来，6%正是管理层真正的底线。十年前是这样，十年后也是这样。笔者有点想不明白的是：为何吾国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如此之低。能有6%的增长，对其它国家来说早已经要“烧高香”了；而对吾国社会经济来说，却似乎到了国歌里所唱的“最危险的时候”。

这其中必有缘故。笔者忽然又回忆起，其实早在两年前，自己刚退休开始写博客时，就曾经思考过这个问题并形成过文字，其中就有一篇，题为《增长目标制与执政合法性》。时至今日，这些文字大概还是有参考价值的，只是时间已过去了两年，笔者懒得把那些话再重复一遍了。

余永定先生在主张实施“双扩张”政策的同时，承认说“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长期问题”，这说明他在信奉实用主义的同时，还是能够保持客观认知的。可以预见的是，十年之后重拾“双扩张”政策，当年“4万亿”计划所带来的一系列后遗症，此番恐怕“一个也不能少”，甚至会有进一步的表现，大致包括：

——总体债务率特别是政府债务率的进一步上升。尽管吾国的债务率已经攀升到了居于世界前列的水平。

——房市泡沫可能会进一步吹大。尽管管理部门强调“定向降准”，要求连续降准所释放的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处于困难之中的中小微企业，但市场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有一部分资金“跑冒”到房地产恐怕是难免的，同时国有大企业亦将成为宽松政策最先的受益者。不过余先生说了：不要为房价、汇率所束缚。言下之意似乎是：反正房价已经这么高了，再高一点又如何呢？

——以“铁公机”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将更加“超前”。尽管吾国以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之身，基础设施建设早已超过那些富裕的发达国家，但用另一位经济学家早先的一句话来说：多修路总是没错的。

——货币的购买力将进一步稀释，逢多必少，这是由市场的供需法则而不是人的主观意志所决定的，虽然未必表现为传统意义上的通货膨胀。有专家称，吾国现在怕的不是通胀而是通缩。余永定先生说：中国现在需要通胀。想来也是，实践证明凡经济增长都是伴随着相应的通胀。但如何让普通百姓面对可能上涨的通胀，余先生没有说。

以上种种，是“双扩张”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然而，与“保增长”的目标比较起来，这些又算得了什么呢？如余先生所说，“保增长”乃吾国的“重中之重”。对此只能解释为吾国的国情不同，若经济增速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就可能会“出大事”。关于这一点，余先生是这么说的：“中国过去四十多年的经验证明，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速，一切问题都会恶化，因为大多数经济和金融问题都是以经济增速为分母的。没有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结构调整、经济体制改革等长期问题无从谈起。现在必须认识到，经济增速的持续下降可能是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至于为什么吾国改开四十年了还如此依赖于经济必须保持较高的增速，余先生没有给出解释。

吾国古语说：一已为甚，其可再乎？但事实证明，凯恩斯主义“生命力”的顽强远超过那些信奉自由经济者的估量，它可以一用再用。虽然经济学有“边际效用递减”之说，那也只是“递减”而已，只要扩张性政策仍然还能起到“保增长”的效用，即使其效用在逐渐“递减”，它也不会被管理者所摒弃，直到有一天“最后一滴柠檬汁”被榨干为止。

别忘了，我们还有13%的存款准备金率，看起来离“柠檬被榨干”那一天似乎还早着呢。虽然亦有分析指“央行放水，水漫银行，中国要警惕坠入流动性陷阱”，但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双扩张”重出江湖有用没用，最终还是要看实践的结果。

2019年1月14日于竹径茶语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