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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31
2018

关键在于如何界定政府的作用——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考之十七

·未名周记(1852)·

本文要义:要而言之,是继续坚持现在这种“半市场、半统制”的模式,还是朝着更加市场化或者说“完全市场经济”的方向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呢?需知,计划经济的失败就在于政府在经济领域“一统天下”,而市场经济正相反,它要求政府退出竞争性领域而专事于为社会提供公共品。我们的“中国模式”似乎正处于两者中间。如果坚持走这条“中间道路”,前路会有多长,还能走多远呢?

 

 

由于接连几篇“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考”的系列博文遇阻,笔者意识到,这也许已成为一个“敏感话题”,是到了该收尾的时候了。——的确,就一个话题写了十几篇文章,该说的也差不多都说了。

正如笔者所指出的,“中国模式”的称谓,事实上是最近十年才兴起的,也就是笔者所指的吾国改开四十年的第三阶段。之前的两个阶段,吾国的经济腾飞主要还是经由改革开放引进了大量的外资,借鉴了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特别是容许国内民营经济蓬勃兴起,吾国还加入WTO、融入了“全球化”的大潮,从而极大地调动了民间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包括吾国所具有的贫穷落后起点低、劳动力充沛(即所谓的“人口红利”)、土地和其它资源的价格低廉等比较优势,使国民经济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获得年均两位数以上的增长,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创造了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

简言之,在这两个阶段,吾国的经济发展主要还是学习、借鉴的成果。而从第三个阶段即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的十年,吾国经济开始呈现出与其它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一些特点,并逐渐形成了现在人们所说的“中国模式”。其最显著的特征是:政府的功能越来强大,已经超过了前两个阶段所谓的“财经联邦主义”而管控到各个领域。用吴敬琏先生的概括来说,造成了一种“半市场、半统制”的形态。

这种形态或者说模式的形成,从内部因素来看,一部分是基于吾国改开之前的计划经济经验,包括基本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传统;从外部因素来看,显然是源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所带来的压力和变化。用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来说: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西方国家一下子陷入了困境,而给吾国造成的最重要的影响是外需的锐减,从而使得吾国的出口企业受到严重冲击。为了抵御这种冲击,2008年年底,当时的吾国管理层出台了号称“4万亿计划”的刺激经济政策。这一政策有几个明显的特征:第一,政府全面加大对国内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即所谓“扩大内需”填补失去的“外需”,以此来提振当时呈大幅下滑的经济增速;第二,大投资必然需要大资金,为此吾国实行空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同时打开此前一直禁止的地方政府举债的闸门,为全国规模空前的基建大量“输血”。那两年各级财政和银行系统为此投入的资金远不止“4万亿”,实际数额估计有几十万亿。第三,吾国特有的土地制度也为地方政府获取投资建设资金提供了方便之门,地方政府利用对土地的垄断专营大举征地并转手倒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从中得到的土地出让金总额也有几十万亿之多,并使得房地产成为支撑吾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有人甚至认为,没有这种吾国独有的“土地财政”,就没有“中国模式”。

但决策层很快意识到此种“超级凯恩斯主义”的做法不可持续。因此在最初一年多里强力拉高了吾国的经济增速(一度重新接近两位数)之后,政府——特别是后来接任的新一届政府——开始降低增长目标预期和刺激力度,将货币政策从“适度宽松”改为“稳健”,对地方政府举债也有所控制,并使用行政手段强力打压房地产泡沫的泛起。从此吾国进入了一个GDP增速为6%7%之间的“新常态”并延续至今。

按说,这样的增长表现已经相当不错了,在全球范围也称得上是“一枝独秀”。但是,如果“透过现象看本质”,不难发现:与之前三十年两个阶段的“恢复性增长”和“出口型增长”不同,第三个阶段即最近十年吾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刺激性增长”。尽管新一届政府上任后多次强调“不搞强刺激”、“不搞大水漫灌”,政策刺激的力度也的确要弱于“4万亿计划”时期,但不可否认的是,吾国经济这十年来的“中高速增长”,主要还是有赖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包括“土地财政”),有赖于政府对基础设施建设“跨越式发展”的巨额投资。这可以从十年来吾国债务率的不断攀升、M2规模的不断膨胀,以及基础设施的突飞猛进中看得很清楚——今天,吾国以人均GDP只及世界中等水平之身,却建成了全球最先进、最发达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以及大批的桥梁、港口等等,城市的地铁、高楼和广场也日新月异,其规模之浩大、景象之壮观,令国人和外人无不惊叹“厉害了”。

然而在惊叹之余,笔者对此也有所反思并打过一个比喻:一个在村子里属于中等收入的人家,若盖起的住宅却十分富丽堂皇,超过村子里其它更为富裕的人家,并且还为此欠下了巨额债务,这真的是一件合情合理的事情吗?

撇开这个问题不论,规模如此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对这十年吾国经济保持平均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肯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反过来说,如果没有这些超前的、巨额的基建投资,吾国经济增长的表现,又会是怎样的呢?

顺理成章地,这十年也成为吾国政府的能量不断增强、对经济的介入度不断加深的新时期,从而形成了人们所说的“中国模式”。与同期世界其它市场经济国家平均不到3%的速度相比,我们的这种“中国模式”确实取得了比它们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验证了自己“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

经济学家张五常先生曾由衷地赞叹吾国的“县际竞争”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这一点笔者在前一篇博文《财政联邦主义:“做对竞争”?》中有所论述);“股神”巴菲特先生也说“中国找到了诀窍”;曾以“历史终结论”而闻名的福山先生,也不得不承认当今世界唯一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相抗衡的,就是“中国模式”。而那些属于“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对“中国模式”的巨大成功顶礼膜拜。他们的这些赞叹,都基于一个不争的事实:吾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超所有的国家。就像邓小平所说的: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

就连美国的特朗普政府最近对吾国挑起的这场贸易战,骨子里又何尝不是透着对“中国模式”的恐惧呢?

然而也应该看到,实际上还可以有另一种比较:与吾国改开的前三十年相比,这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又是明显降低的。那么,前三十年与后十年,哪一种才更能代表真正的“中国模式”呢?如果说后十年才是,那么,为何无论从经济增长速度还是从杠杆、债务的健康程度看,后十年显然不如前三十年呢?

当然,这十年也有一些方面做得比前三十年要好,比如对官场腐败的严厉打击,对环境和大气污染的治理,以及基础设施和城市高大上的建筑“遍地开花”。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其中经济方面最大的代价是产能过剩、债台高筑、资产泡沫膨胀、金融风险迫近。

近日笔者看到经济学家许成刚的一篇文章,他在文中也谈到了笔者在上一篇博文中引述的王永钦、张军两位经济学家提出的“做对激励”的问题。许文写道:

当中国变成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后,中央不可能再继续使用地方政府互相竞争的办法作为激励机制,过去曾经行之有效的造成了“中国奇迹”的那些做法不可能持续奏效。因为社会产生了无数超出经济增长的重大问题,例如环境、不平等、腐败、社会稳定等等。对这个问题没有认识,反而误将此吹捧为永远可以推行的“中国模式”,只会一叶障目,使制度改革更难进行。

许先生所言,道出了笔者心里的所思所虑。不过笔者还是想把本文的讨论范围限制在经济增长问题上,亦即:仅就此而言,“中国模式”是否仍将行之有效?依照这种模式继续搞下去,吾国未来的经济是否还能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

最近看到林毅夫先生(他是官方选出的“中国改开四十年百名先锋人物”中仅有的两位经济学家之一)在一次论坛上表示:他仍然坚持他十年前的论断——“从2008年开始中国还有二十年保持8%增长的潜力”。林先生说,纵使今天国际经济形势不太好,但中国有广阔的国内市场,所以他相信“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仍然有年均增长8%的潜力”。

笔者佩服林先生坚持自己观点的勇气。尽管过去的十年吾国的实际增长率不到8%,近几年更是下降至不到7%。官方统计部门透露,今年的GDP增速可能降到6.5%,虽然仍不低于年初政府设定的增长目标,但已然是过去二十年的最低增速。至于明年,分析家普遍认为还将有所下降。当然,林先生坚称未来十年还能增长8%,指的是潜力,而“潜力”这种东西是很难测算的。

事实上,多数经济学家没有林毅夫先生那么乐观。就连王永钦和张军两位,虽然在他们的那篇文章中称赞了吾国“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相结合的治理结构独特的模式”,肯定了吾国实行的“双轨制”和以“分税制”为代表的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模式,但他们也表示:这种发展模式正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挑战,政府应该适时加以调整。他们在论述“中国做对了什么”之后也谈到了“中国还需要做什么”。

“中国还需要做什么”呢?在笔者看来,可探讨的问题有很多。要而言之,是继续坚持现在这种“半市场、半统制”的模式,还是朝着更加市场化或者说“完全市场经济”的方向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呢?需知,计划经济的失败就在于政府在经济领域“一统天下”,而市场经济正相反,它要求政府退出竞争性领域而专事于为社会提供公共品。我们的“中国模式”似乎正处于两者中间。如果坚持走这条“中间道路”,前路会有多长,还能走多远呢?

王、张两位经济学家在文章中说:“从历史上看,中国这种发展型经济体往往会经过三十年左右的高速增长,之后经济会进入阶梯式的下滑;而英美这种基于市场的经济体,却可以在一两百年里,有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以此来看,究竟哪一种模式更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呢?

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诚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实践”是一个时间概念。就像体育中的径赛项目,有短跑、中跑、长跑乃至马拉松之分,如果将吾国过去四十年特别是最近十年的经济发展比作“短跑”和“中跑”的话,我们无疑是优胜者;但如果拉长时间来看,如果这是一场“长跑”和“马拉松”竞赛的话,未来的胜负又将会如何呢?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笔者已是退休之人,可能已经难以看到后面的“竞赛结果”了。但作为一个市场经济的拥趸,出于对它的信仰,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和预期。还是借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那句经典阐述吧: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前一句正是人们公认的市场经济的真谛之所在,而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和界定后一句中的“更好地”这个副词。

记得一位“革命导师”说过:有些事情,仿佛是往同一方向多走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谬误。依据上面所引的三中全会的那句经典的阐述,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政府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无论其怎样发挥,都不能削弱、妨碍、乃至颠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绝不能用后一句来否定前一句。不错,市场经济可以有多种模式,但不管是哪种模式,只要你自认为是“市场经济”,那么,就必须坚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政府显然不属于“市场”的范畴。所谓“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指的是它在市场之外的作用,难道不是吗?

我的话说完了。

20181231日于成都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20187月开始兼写微博,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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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2018年7月开始每日兼发微博。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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