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1850）·

本文要义：“中国做对了什么”——这是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先生当年说过的一句名言。这是一个提问句，也是一个肯定句：既然过去的四十年吾国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当然可以肯定是“做对了什么”。所谓“做对”，就是指做了一些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事情。

笔者的上一篇博文《从萨默斯对美国的劝告说起——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考之十四》，指美国当前蓄意挑起对吾国的贸易战，从某种意义上证明它承认“美国模式”已竞争不过“中国模式”，从过去四十年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对比来看也确实如此，就此而言，“中国模式”已经证明了它的成功之处，剩下的问题是需要进一步的实践来验证它的有效周期还会有多长。或者说，“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应该继续坚持特立独行以区别于那种所谓的“完全市场经济”，还是应该逐渐向后者接近。不料此文被那家号称国内最大的门户网站所拒，指文中包含了不当词语要笔者加以删除后再递交。问题是审查者又不指明哪些属于不当词语，笔者无从适从，只能作罢。好在该文在财新博客还能发布，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前往查阅。说实在的，有时候想想写作这个行当真的“不是人干的”，但作为退休之人不写点什么又能干什么呢，难不成就干坐着等死？——此为无奈之余的一点牢骚。

话说在那篇博文中，笔者在文末提到近期看见复旦大学的两位经济学家（王永钦、张军）也就“中国模式”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从中国“做对了什么”到“还需要做什么”》（财新网），所谈正是笔者思考的问题，因此接着他俩的“话茬”想说点什么。 尽管仍然可能被拒，但人生或许就是如此，在这个时代，写作者就得有点“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的精神。

为使文章不至于太长，本篇博客先谈“中国做对了什么”。

“中国做对了什么”——这是已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先生当年说过的一句名言。这是一个提问句，也是一个肯定句：既然过去的四十年吾国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成就，当然可以肯定是“做对了什么”。所谓“做对”，就是指做了一些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事情。

这四十年来中国做对了什么呢？笔者简单地梳理一下，大致有以下这些：

一、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无疑是一个大前提：一个国家若成天醉心于“窝里斗”而不致力于发展经济，其结果当然只能是“受穷”，百姓只能过苦日子。虽然吾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与那些资本主义国家有本质的区别，但社会主义也要发展经济，要求富而不能求穷。邓小平当时说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此为一个朴素的真理。邓公同时还坦承对于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还没怎么搞明白，然而他无比智慧地用了一个简单的排除法，就把张春桥等所鼓吹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种荒谬至极的极左“理论”击得粉碎，一下子赢得了民心。

说这是个大前提，并不等于是“做对了什么”的全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无不把追求经济发展、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摆在首位。那么，为何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吾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呢？可见，“中国做对了什么”一定还有其它的内容。

二、吾国“做对了”的第二件大事，就是不再“闭关锁国”，打开了对外开放的大门。近年在吾国出现了一个新的缩写词，叫做“改开”，其中的“改”是指改革，包涵的内容有很多；而“开”则是指“开放”，意指倒是很简明，就是对外开放。既包括最初阶段的引进外资、外企以及港澳台地区的投资，从而不仅吸引了大量的资金，并且学习到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尤其是吾国加入WTO之后，每年都接到巨额的外需订单，从而赚取到大量的外汇，所拥有的外储雄踞世界第一，同时还发展成为制造业大国、贸易大国，在自己的实力渐渐壮大之后，反过来“走出去”实施“一带一路”。从2001年吾国“入世”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十几年是吾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其经济增长率平均在两位数以上。关于“开放”国策给吾国带来的巨大实惠，事实很清楚，笔者不想赘言。需要指出的是，现在国际上公认吾国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国，也正因为如此，尝到了甜头的吾国如今亦成为“全球化”最坚定的捍卫者。

三、就内部改革而言，窃以为做得最对的一件事就是突破旧的意识形态束缚，承认了私人产权的合法性，并在此原则下，从最先开始的农村包产到户，到进一步允许私营经济的兴起和发展。甚至可以说，这是吾国改开四十年最最关键的一招。因为若非如此，仅仅是对外开放，大部分国民难以“沾光”，像吾国这样一个人口有十几亿的特大型国家，只有“外需”没有“内需”是万万不行的。而在公有经济一统天下的计划经济时期，吾国基本上谈不上有什么“内需”，最大的“内需”就是“吃饭”，就连这一点也很难满足。但自从承认私人产权、允许私营经济存在和发展之后，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百姓生活迅速得到改善。吾国领导最近指出，改开四十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极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这是一句中肯的评价。而民营经济的兴起和发展，对此当记头功。甚至可以说，没有民营经济，就不会有吾国的今天。尽管这四十年中对民营经济的认识和政策起起落落时有反复，但现在看来，社会主义国家也必须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这一认知总算是已经夯实。

当然，在关于公私经济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上，吾国的理论界还没有彻底把它理顺、厘清，致使“消灭私有制”的乌云时不时地还会飘来飘去，从事民营经济的人们心里的“悬念”还没有真正落定。说到底，这是因为从一开始我们对民营经济采取的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实用主义尽管的确有其“实用”的好处，但它毕竟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因而难以自圆其说，当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反过来就会起到阻碍的作用。关于这一点，笔者之前的博文中已有过分析，以后有时间再做更进一步的展开。

四、既然国门已经打开，又允许民营经济兴起和发展，自然而然地，吾国经济的市场化也必会随之而兴。这里说的“市场化”，主要指的是根据供需法则让商品自由定价进而自由交易。目前，吾国的大部分商品都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多年以前，就有人依据这一条断定吾国已经是市场经济了，然而在笔者看来，价格市场化是一种“果”而不是“因”，因为经济学证明，只有当市场存在多种产权独立的主体，并由此产生竞争时，才会出现真正的市场价格。想当年，吾国曾经有过“价格闯关”而遭挫折的经历，就是因为决策部门没有意识到上述的因果关系，在产权改革远未到位、市场独立主体还比较缺失的情况下，误以为只要放开价格就算市场化了，致使那次“闯关”最后失败。

当然，正如吾国的产权改革还处于“半拉子”状态（即便在最先开始产权改革的农村，至今仍停留在“承包”的初级阶段，农地所有权仍未完全赋予农户），吾国的价格市场化也是如此，且不说电力、电信、油气等行业，单看金融行业，其价格就远未真正实现市场化。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些行业还是国有垄断即政府垄断。不过本文的重点是梳理吾国“做对了什么”，关于“还要做些什么”的问题，容后再议。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使吾国这四十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其它所有国家，不过严格地说起来这不属于“做对了什么”，而是基于一种现实情况，这就是吾国原先的底子实在太薄了，改开之前的人均GDP只有二百多美元，如此之低的基数使得改开之后的经济腾飞速度显得十分惊人。客观地看，历经四十年的快速增长，吾国的人均GDP虽然已经翻了几十倍，但只是处于世界中等水平，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而之前经历过几十年快速增长的其它国家，几乎都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人均GDP都是吾国的几倍之多。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吾国的人口基数实在太大。

总的看起来，吾国这四十年“做对了什么”，大致就是以上这些。但逻辑的延伸并未到此为止。若问：以上这些，其它市场经济国家不仅要比我们做得更早，市场化程度也更甚，为何过去的四十年里，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却远不如吾国呢？除了“做对了”上面这些，吾国经济发展究竟还有那些与众不同的“奥秘”呢？——这恐怕才是探讨“中国模式”真正的问题所在。而复旦大学的那两位经济学家，正是在这一点上给出了他们的专业解释。

下次再谈。

2018年12月17日于竹径茶语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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