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1825）·

本文要义：如果国企都是天然“姓社”，那么，民企岂不是都天然地“姓资”？果如是的话，吾国的民企已占据全国经济总量的六成以上，吾国还能算是“社会主义国家”吗？别忘了，现在我们搞的不再是计划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个大格局下，如果一定要给企业标上“姓社姓资”的标签，那么，毋宁说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只要它们真正能为人民的福祉做出贡献，它们就“姓社”而非“姓资”。只不过如此一来，这个标签的意义也就被消解了

本文题目的意思是：国有企业只是市场经济众多企业类型中一种独特的所有制组织形式，并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不能认为所有的国企都姓“社”即属于“社会主义”。

此话怎讲？在人们的习惯思维里，国企似乎应该天然“姓社”，甚至还被认为是“执政基础”。

其实，只要简单地用一下反证法，就可以推知笔者的上述题意并非是“离经叛道”：众所周知，任何国家包括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有国有企业，难道这些国企统统都“姓社”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因为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都被我们视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里的国企，怎么会“姓社”呢？应该是“姓资”才对啊。

不妨从另一个角度再反证一下：如果国企都是天然“姓社”，那么，民企岂不是都天然地“姓资”？果如是的话，吾国的民企已占据全国经济总量的六成以上，吾国还能算是“社会主义国家”吗？

笔者真正的观点是：所有制只是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并不能决定它“姓社姓资”。对于“姓社姓资”的问题，只有放在整个国家性质的大背景下才能看得清楚。中共十九大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在于党的领导。换言之，只要坚持党的领导，就能确定吾国是“姓社”的，在此前提下，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国企多一些还是民企多一些，都不会改变吾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性。

这样说看上去似有在玩“逻辑游戏”之嫌。但文字可以玩“游戏”，逻辑却是坚硬的，不是可以随便玩弄的，“白马非马”玩的其实是伪逻辑。

话又要说回来：实际上在特定的条件和语境下，国企又的确是“姓社”的。笔者指的是计划经济时期。那时的国企不叫做“国企”，而称之为“全民所有制企业”，吾国转轨市场经济之后，才将它们改称为“国企”。

计划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公有制一统天下”——除了“全民所有制企业”，还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民营企业或者叫做私营企业，则被认为天然地“姓资”，是不允许存在的。那个时期，连农民的“自留地”甚至包括自家养一头猪、上街卖几个鸡蛋，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必欲割除而后快，更遑论老百姓自己开店开厂办企业了。

吾国转轨市场经济之后，情势有了根本的变化。今天，民企在吾国早已遍地开花，除了政府明令禁止的领域，百姓们都可以自由创业——创办民营企业。据统计，吾国现在每天都会有数万家的新企业诞生，这些新企业绝大部分都是民企。若这些民企都被划归到“姓资”之列，那么，吾国岂不是已陷入了“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

那么，为什么还是有人认为国企必定“姓社”乃至是“执政基础”呢？这可能是因为国企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在他们看来，既然吾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国企自然也就天然地“姓社”了。

这样似乎也能说得通。但任何概念和定义，必须在逻辑上能够自洽、在理论上能够自圆其说，而如前所指，上述解释的问题在于：若国企天然“姓社”，那民企怎么办？看起来岂不是你就是有心不把后者划归“姓资”都很难。

所以，关于国企“姓社”之说，单独地看似乎没毛病，然而若将这一逻辑延伸到整个经济领域，就难以说得通了。

毫无疑问，国企当然属于国有，市场经济国家当然也需要有国企存在；但同样显然而见的是，在今天的吾国，国企的存在意义已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它主要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

那么，在什么领域会出现“市场失灵”呢？回答是在公益领域。比如公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它们的投资很大，但直接的经济回报率（准确地说是利润率）却较低，同时又为国民的生产、生活所必需，而民企又是天然地追求“利润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国企就必须要“挺身而出”，去从事这些民企不愿意涉足的投资经营活动，哪怕利润少一些甚至无利可图。从这个意义上，你要说国企“姓社”，那倒也没什么错，因为任何“公益”都天然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然而，这一推论必须“临界而止”，不能无限延伸。你不可以要求让民企也这么去做，否则的话我们就得回到计划经济去了。由此可见，市场经济中的国企与民企，是有明确“分工”的：民企应该去从事那些有利可图的行业，如果你不让它逐利，民企就没有存在的意愿和必要了；而国企正好相反，它应该去从事民企嫌其利薄或者无利可图的、但又为国计民生所必需的行业。

这样说起来国企岂不是很吃亏？确实如此，但这恰是由国企的性质所决定的：如前所说，市场经济之所以需要国企的存在，就是因为一个社会必有投资回报率较低的公益性需求，而市场不可能也不会包揽一切，所以要由国家（政府）出资设立国企来弥补市场的不足，以满足人民的需求。而国企的这些资金来源，实际上又来自于政府的财政即百姓包括民企所缴纳的税收，政府自己是没有赚钱能力的，也不应该有。如此，国企、民企，可以说相互依存、相得益彰。

直白地说，国企就是专门做“善事”的。你不妨据此认为国企的“格调”要高于民企，但却不能因此把民企划入“姓资”之列。也就是说，无论国企、民企，最好都不要给它们从政治上定义，不要给它们带上“意识形态”的高帽，否则的话，市场经济就没法干了。

也正因为如此，对于把国企“做大做强”的口号，也应该辩证地、或者说有边际地予以看待：这一口号应限定在公共投资、公共福利领域而不可以越界。不然，以国企背后强大的政府权力，它可以毫不费力地兑现这个口号，民企根本就无法与之竞争。只是那样的话，也就没有“市场化”可言了。

至于说国企是“执政基础”，那同样也是一种过于“政治化”的解读。需知，一国政府的执政基础，乃是本国的民意。再说了，把国企拔高到“执政基础”的位置，你又该将民企至于何地呢？

总之，别忘了，虽然吾国一直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但现在我们搞的不再是计划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个大格局下，如果一定要给企业标上“姓社姓资”的标签，那么，毋宁说无论国企还是民企，只要它们真正能为人民的福祉做出贡献，它们就“姓社”而非“姓资”。

只不过如此一来，这个标签的意义也就被消解了。

2018年7月2日于丽江官房大酒店

作者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