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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黑天鹅·灰犀牛·温水煮青蛙——中国债务问题刍议(之四)

·未名周记(1733)·

            

本文要点:对中国经济而言,出现“黑天鹅”、“灰犀牛”的可能性,或许都不及“温水煮青蛙”。

 

最近,“灰犀牛”的说法,在中国经济界突然火了起来。这一比喻取自于美国财经作家米歇尔·渥克的著作《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由于近日被中国高层人士和官方媒体频频提及,一时间成为了“热词”。

此前,关于金融风险和经济危机,人们较为熟悉的另一个比喻是“黑天鹅”,意寓某些非常难以预测且不寻常的事件,通常会引起市场连锁的、负面的甚至是颠覆性的反应。而据渥克在其上述著作中的解释,“灰犀牛”则是指在经济金融领域发生概率高、影响巨大且容易被忽视的危机。

7月17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发的评论员文章《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称:要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十天之后即7月27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被坊间公认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经济决策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办公室下属经济一局局长王志军,更是明确列举了当前存在的带有“灰犀牛”性质的一些系统性风险。王志军指出,影子银行、房地产泡沫、国有企业高杠杆、地方债务、违法违规集资等问题,都是已经存在的“灰犀牛”风险隐患。

了解中国国情的人不难据此推断,“灰犀牛”这一外来比喻词近期在中国的公开引用和热议,很可能源于中央高层领导的某个内部讲话或者是批示。领导的用意,当然是为了引起大家的警惕,重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与“黑天鹅”一样,“灰犀牛”也是一种对经济和金融风险的比喻。所不同的是:其一,“灰犀牛”的发生概率更高;其二,它的体量更大。正因具有这两个特点,“灰犀牛”也就更容易被人们忽视,一旦发生对经济的冲击力亦将更大。

然而,在笔者看来,当前的中国经济,固然存在发生“黑天鹅”或“灰犀牛”的可能性,但比这两者的发生概率更大的或许是另一种现象,它同样也可以用一种动物来比喻——“青蛙”,准确地说是“温水煮青蛙”。

这恐怕是由中国的体制特点所决定的。

众所周知,中国政府的行政能力堪称是这个世界上最强大者,不仅在社会政治领域,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从某种意义上看,相比于其它国家,这无疑是一种优势,用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名言诠释这种优势,就是它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中国,政府拥有的资源之雄厚是无可比拟的。特别是在金融领域,政府不仅直接掌控货币政策包括印钞权(央行只是国务院的一个直属部门),绝大多数的商业银行也都由政府控股。这就意味着,政府可以最充分地调动国家的金融资源来为自己的目标服务。

中国政府在金融方面的这种动员能力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它可以通过放松货币政策给经济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信贷资源,尤其是能够通过自己控制的银行系统为政府和国企的投资提供强大的支撑。这种支撑能力在过去的十年——也就是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的十年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一个明显的例证是:人均GDP居于世界中等水平的中国,包括高铁、高速公路、港口、机场等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却领先于全球。毫无疑问,这十年来如果没有政府掌控的金融机构的强大支撑,没有在强大的信贷支撑下主要由国企承担的“四处开花”的基建投资,跟别国同样遭受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的中国经济,是无法长时间地逆周期而实现“中高速增长”这一惊人目标的。

当然,这种强大的、源源不断的金融支撑是不可能不付出代价的,而最沉重、最明显的代价,就是连年的货币、信贷的强力扩张以及由此形成的巨额债务。人们现在担心出现的所谓“黑天鹅”、“灰犀牛”,就是基于这些快速上升的、看上去似已积重难返的巨额债务,包括企业债务、政府债务,乃至于近年来随着房价的不断高涨和房贷的不断增加所形成的私人部门的债务。

第二,也正是由于上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或特点,使得中国政府在应对债务问题时同样具有无比强大的调控能力。如前所言,中国的金融资源几乎完全是由政府掌控的。首先,政府通过中央银行直接掌控货币政策、汇率政策。其次,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商业银行数量已达上千家,但绝大部分银行都是由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绝对控股,从产权角度看,它们同属于政府这一个“大老板”,政府可以随时动用和调配这些金融资源。在其它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它们的银行绝大多数都是私人银行,其产权和经营相互独立,因此一旦某家或某些银行出现问题,一般情况下只能由其“自生自灭”,政府很难也不大会出手救助。又由于现代金融实际上是一个紧密关联的综合体系,这就给这些国家中“黑天鹅”或“灰犀牛”事件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一旦有银行特别是大银行出事,很容易祸及整个金融乃至整体经济。

就拿最近的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为例,最初它只是个“黑天鹅”事件:在其策源地美国,有少数几家投行(如贝尔斯登)出现“次贷危机”。初时,美国人对此不以为意,因为在他们那里,金融机构的优胜劣汰被视为常态。不料这次却不一样,“次贷”的破坏力逐渐开始蔓延,于是监管者慌了手脚,试图出手救助。但由于“次贷”的规模太大且已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而美国政府和监管部门受其体制和法律的限制,所能动用的资源和手段十分有限,后来无奈只能放弃救助。2008年9月15日,美国第四大投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以此为标志,全球金融危机正式拉开“帷幕”,“黑天鹅”最终演变成了一头无比巨大的“灰犀牛”。

但上面这一幕,在中国却难以发生。为何?如前所说,中国政府所能动用的资源之多、其行政调控能力之强远甚于美国政府。近几年来,学界一直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中国一直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危机?其实答案亦是如上。同样可举一例:自2008年中国政府推出“4万亿”计划,之前一直有所限制的银行信贷闸门向地方政府洞开之后,十年来中国的地方债务迅猛增长,以地方财力已无力如期履约偿还。在此情况下,财政部在2015年推出了“债务置换”计划,即将地方政府累积下来所欠银行的2-3年的相对短期的巨额债务,置换成7-10年的长期债务,同时着令银行降低这些债务的利息,将成本高的债务替换成成本低的债务。当年就置换了3万亿债务,翌年再置换3万亿,按计划三年总计可能置换10万亿左右的地方债务。这还只是针对中央认可的合法合规的地方债务,至于地方擅自增加的那些或有债务,包括数量更为巨大的国企债务,国有银行们也非常自觉地予以“配合”,运用“贷款展期”、“借新还旧”等手段来避免地方政府和国企还不上债的尴尬,同时藉此保住银行自己的“政绩”。另一方面,中央银行也“灵活”地运用甚至“创新”各种各样的操作手段,时不时地向市场注入相当数量的资金,以保证其流动性不至于枯竭。——这些方式在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是难以想见的。

故而,在此种极具“中国特色”的制度条件和语境下,我们的金融市场不大会产生“黑天鹅”,更遑论“灰犀牛”,几十年来也一直未曾发生类似西方国家那样的金融危机,反而能够长时间地维持“刚性兑付”之类的“奇迹”。原因就在于政府可以在全国范围内随时调动金融资源来“堵漏”、“抗旱”或者“灭火”。

然而,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个经济学的通则不仅适用于西方,在东方终究也是要起作用的。如此这般统揽全盘的“宏观调控”,固然可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但如果不能及时地通过技术创新、制度改革来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与此同时却又不顾一切地追求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么,就将注定无法阻遏债务的不断扩张。——事实上,这十年来我们所奉行的基本上就是一种“加杠杆稳增长”的方略。

毋庸置疑,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的确一直保持了中高速增长(增速最高的年份曾达到两位数,增速最低的年份也保持在6.5%以上)。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的货币和债务比GDP增长得更快,杠杆率一直在不断地抬升。如果一直坚持实行这种方略而又难以有效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总有一天会发现,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将到处充斥着无解的债务并会被其所淹没,而经济增长的内在质量将每况愈下。

所以,笔者才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黑天鹅”,也不是“灰犀牛”,而是“温水煮青蛙”——表面上觉得挺舒服:既不会爆发大危机,GDP每年还能保持快速增长;但随着“水温”(债务)渐渐地升高,浸泡在其中的“青蛙”,这种舒服感又能保持多久呢?……

或问,相比较“黑天鹅”与“灰犀牛”,难道“温水煮青蛙”的结果更好些吗?进而言之,从辩证法的观点来看,一个国家长时期地用非常手段来避免发生金融危机,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健康来说,真的是件好事吗?……

下次再谈吧。

                         2017年8月9日于祥和顺天

 

作者:未名,江南布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写过小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有道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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