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1701）·

2016年12月15日午后，北京市发布了当年第一个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在接下来的五天，北京可能受到严重雾霾侵袭，政府将启动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并建议中小学停课。这与去年同期的情况截然不同。在2015年11月底的那一轮重污染天气之中，北京也曾连续五天遭受严重空气污染，PM2.5浓度一度“爆表”，但当局仅启动了橙色（二级）预警，其所出示的这一与当时霾的浓重程度明显不符的“颜色”招致了民众的强烈质疑，甚至连包括新华社在内的官方媒体都表达了不满。在那年针对北京市的批评声中，最引人瞩目的是环保部罕见地对北京等省市政府的应对措施婉地提出了批评，环保部长陈吉宁声称，此事已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

那么，是什么使得北京在2016年年末一改过去面临霾侵袭时的“期期艾艾”，如此“爽快”地提前启动了红色预警呢？

回顾三年前的2013年，国务院发布了“大气十条”，其中要求北京市在2017年实现空气质量大幅改善，PM2.5年均浓度降到60微克/立方米左右。然而，即使根据官方公布的数据，北京在2015年的年均PM2.5浓度也仍然超过了80微克/立方米；刚刚在去年年底发生的这场严重的霾侵袭，证明2016年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2017年已经到来，北京能否如期实现治霾的上述阶段性任务呢？显然，前景不容乐观。

人们或还记得，关于治霾，两年前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完不成任务“提头来见”。据当时的人民网报道，2014年年初的北京市两会上，时任市长的王安顺在市人大参与审议《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草案）》时，谈及国务院于此前一年的9月10日发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大气十条”中对北京市到2017年要将细颗粒物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的要求，他曾透露说，自己是带着壮士断腕的决心签订了这份“生死状”，称：“如果空气污染（治理目标）到2017年实现不了，领导说了既是句玩笑话、也是句份量很重的话：‘提头来见’。”王安顺当时是京畿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属于正部级大员，可以想见，能对他说出“提头来见”这种话的自然是级别更高的领导，甚而可能是级别最高的大领导。如今两年过去了，在2017年即将到来之际，北京市及周边省区又一次遭受了比2015年年末还要严重的霾侵袭。“所幸”王安顺在此之前已被免去市长职务而调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因而今年北京市即使没完成治霾指标，他也不必面临“提头来见”的窘境。而新任市长蔡奇自然更无需担责。

“提头来见”肯定是大领导当时随口说出的一句玩笑话，但其中治霾要问责的意涵却是真实的。此次北京市破天荒地在重霾将要袭来时提前发布了2016年的第一个红色预警，而且由于北京的“带头”，同样遭到这场霾侵袭的一些城市也纷纷效仿提前发布了红色预警，致使一时间出现了“全国山河半片红”的“奇幻景象”。地方政府这种罕见的积极态度，让人不得不揣测，如此“不约而同”的集体行为或许同样来自于最高层的指令。不管怎样，这种转变算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北京市最新发布的气象灾害防治条例（草案修改二稿），却又明确将地霾列为“气象灾害”，于是又引来坊间的非议。一些环境法专家认为：霾的本质是污染，与自然灾害有着根本区别；若人类不排放致霾污染物，就不会有霾现象的出现；如果把霾当作“气象灾害”，就会排除人为污染的情形，使得任何人无需担责或“依法脱责”。恐怕并非巧合的是，据报道，到目前有二十余个省份的相关地方法规也都将霾列为“气象灾害”，这让人又不得不揣测：如此的“步调一致”，后面是否也有什么“来头”呢？有人甚至为此翻出历史上曾有过把“人祸”称为“自然灾害”的先例，即20世纪50年代后期导致无数人死亡的那场全国性的大饥荒。关于此次大饥荒的原因，据记载，1962年1月27日，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七千人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称其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然而，在官方的正式文件和教科书中，那次大饥荒至今仍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

不错，由于当今的霾基本上都是与雾混合在一起侵袭而来，因而人们习惯于将其并称为“雾霾”。但这种称谓其实是让雾“背了黑锅”，因为雾的确是一种自然现象，而霾则不然。虽然据有些专家说霾也是一种很古老的自然现象，指远古时代没有人类活动时，空气中也会有因泥土风化、植物花粉等形成的颗粒物，但不可否认的是，近现代地球上霾现象的严重化，主要是人类生产、生活中的大量碳排放所形成的。因此，北京市等地方政府把霾列为“气象灾害”，难免有“脱责”之嫌。

同样是对待空气污染，地方政府何以会一边做出破例提前发布红色预警的积极姿态，一边又将其霾列为“气象灾害”呢？对此，只能认为，这是由于它们在治霾问题上所承受的压力太大，致使其行为失当。

毫无疑问，霾的严重化明显跟人类的污染活动密切相关，将其归为“气象灾害”是说不过去。对于治理包括霾在内的各种污染，政府当然要负首责，因为你是人民纳税供养的一个专司公共事务的机构，人民赋予你很大的权力，你不负首责谁负首责？特别是，这些年中国的经济发展是由政府主导的，对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霾等严重污染，政府更应该负起治理的责任。当局首先应该反省的是以往“GDP挂帅”的倾向。比如，上届政府曾提出“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口号，仔细揣摩，“一心一意”和“聚精会神”这样的用语很容易被人理解为具有排他性而有失偏颇，因为除了“发展”与“建设”以外政府还有其他的职责，如加强环保、治理污染就是其中的一项。当然，你可以辩解说“发展”是“科学发展”而不单单是指GDP的增长，而“建设”则是指人民美好生活的建设。果真如此，那就应该让国民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能呼吸到洁净的空气，能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里，而不仅仅只是“有房有车”之类。推而论之，对“全面实现小康”的理解，不也应该如此吗？大领导说过：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

笔者认为，在当前的能源条件和环保技术还不能保证让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都能做到低碳排放的情况下，近期要真正实现治霾的目标，首先就得从现在起降低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以达致增长与生态的平衡。据报道，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咨询专家委员会副主任杜祥琬先生日前坦言，这些年来中国以投资高耗能产业驱动经济增长，走的是传统工业化路线，产能过剩、低环境标准的建设产生了压缩型、复合型的环境污染；除此之外，粗放型的城市化增长速度快于环境保护速度也是重要因素。杜先生说，我们的“GDP很硬，环保很软，污染超过了环境的容量，成了一种非线性爆发的趋势。”他算了一笔账：在京津冀地区，单位平方公里每年消耗的煤炭是全球平均值的30倍！他指出，“中国现在是资源的价格低，污染的成本低，能源结构高碳很明显。这一结构亟待优化，必须强化能源革命。”（见澎湃新闻报道）

但现实情况是，中国是一个煤炭大国，油气资源却相对匮乏，目前的石油进口量已占国内石油消耗总量的六成左右；而新能源的研发又不可能在短期内取代传统能源。在这种背景下，要追求GDP的较快增长，就无法摆脱对煤炭的依赖，从而也就无法削减霾的这一主要污染源。可见，至少在短期内，中国如果真的想要让空气质量有明显的改善，除了加快推进能源革命，还必须降低GDP增长速度以减少碳排放。事实上，前两年北京曾经出现的“APEC蓝”、“阅兵蓝”已经证明，即使在现有条件下，中国政府也是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控制空气污染的，问题只在于舍不舍得把GDP增速降低一些。当然，要让全国各地都仿照北京为获取“APEC蓝”、“阅兵蓝”实行本市乃至周边地区停工停产等非常严厉的措施，那也是不现实的，因为那可能会使得中国的经济陷入负增长。但这些年霾的一再侵袭也已经证明：一面要继续使用传统的高碳能源来极力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一面又想要重现“蓝天白云、青山绿水”，注定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当然，对于治霾，除了政府要负首责，企业包括民众也“人人有责”。比如，汽车尾气已被公认是霾的源头之一，而现在几乎有点钱的人个个都要争当有车族。尽管这种共享现代物质文明的意愿是可以理解的，但作为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国家，若人均汽车拥有量达到美国那种近乎人手一车的水平，且不说目前国内乃至地球现有的能源供给能否满足，也不论城市道路会拥堵到什么程度，想象一下，单是汽车尾气的巨量排放，就足以让霾大面积地笼罩在我们的天空中而挥之不去。2016年底的这场霾侵袭，北京等地方政府启动红色预警，规定当地的所有汽车在这几天内只能分单双号行驶。设想一下，如果这一举措常态化，肯定会在相当程度上减轻空气污染，但果真长期实行单双号行驶，有车族们是否也能欣然接受呢？而如果人人都不肯节制自己的消费欲望，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政府，那么，“治霾”恐怕就只会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尽管所负的责任大小不可同日而语，但很多事情来自于我们内心的欲望与理性的纠结，不管是政府还是百姓都是如此。红色预警之类，只要高层一声令下，是可以做到及时发布的；但要想真正实质性地减少空气污染，那就不是大领导一句“提头来见”就能立竿见影地解决的（其实这一玩笑话也显见当时对治霾难度的估计不足），更不是将霾列为“气象灾害”就可以当它不存在了——对于此类行为，中国有句成语叫做“掩耳盗铃”，而西谚则比喻为“鸵鸟将脑袋埋进沙子就以为远离了危险”。

然而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勉力为之，除此之外别无选择。关键在于，政府和大众都要学会平衡和取舍，否则，霾和红色警报，或将年年都会叩门而至。

  2017年1月1日写于竹径茶语

作者：未名，江南布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写过小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有道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