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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礼与截胡:“存在即合理”?——

据财新网报道,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华日前在《半月谈内部版》发表的文章中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他的团队在进行田野调查时,一位受访者说几年前曾拿出28.8万元的彩礼钱欲娶媳妇,结果被另一个出价38.8万元的给“截胡”了。杨教授说他在各地调研都听到过类似的故事。尽管笔者知道婚事中女方向男方收取彩礼的现象在农村相当普遍,但“截胡”这个词用在此处让人听了还是觉得又可气又可笑:婚嫁怎能像拍卖商品似的“价高者得”?并因此此想到一个问题:“彩礼现象”是如何产生和存续至今的?

杨教授在其文章对此中作了详尽的分析。简而言之,在旧时代这无疑是“买卖婚姻”的产物,但到了新时代,“男女平等”、“婚姻自主”早已成为主流观念,为何还会存在大量的“彩礼”?据杨教授介绍,不仅在农村,当下甚至有些城市居民也逐渐开始“要彩礼”了。可见彩礼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之“顽固”。

报道中有一句话引起笔者的同感,说是在传统“从夫居”的婚姻制度下,彩礼被视为男方对女方家庭失去劳动力的一种补偿,有些地方的民间直称为“育身钱”“奶水钱”。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补偿”论可谓一语中的。俗话说“嫁出去的女,泼出去的水”,自家的女儿“养”了这么多年,花费了那么多钱,现在却在一夜之间成了别家的人,男方家庭觉得无论如何总要收回些“养育成本”,要不然实在太“亏”了。由此产生文首所说的“截胡”故事,也就不奇怪了。

这显然是一种将女性“物化”的落后观念,然而却又是一种现实存在。实际上不仅是早前,即便到了现代社会,“嫁女”对父母来说都是一件难事,何况这里面还掺杂着很多“情感价值”。

即便如此,彩礼仍然是一种不符合现代文明观念的“陋习”。然而哲言说“存在的总是合理的”,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虽然看上去已不合时宜,但也自有其因,而非一朝一夕间就能改变。尤其是在生产力相对不那么发达的农村,要想“移风易俗”更是大不易。所以只能在漫长的社会进步中“徐而除之”。

据杨教授团队的调查研究,这些年来全国各地农村彩礼的价格越来越高,平均数额已从2000年前后的1万元至2万元,飙升至2021年的14万元左右。加之婚房的需求,现今农村一桩婚姻的总体成本可能达到60万至100万元,彩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笔者觉得,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因素导致:一是经济发展了,婚事以及彩礼的价格自然也会水涨船高;二是不知不觉中在经年上升的通货膨胀,举一个也许并不恰当的“旁证”:现如今就连那些落马官员的贪腐数额,也已经比早先翻了很多倍。

“彩礼”现象挥之不去且其价格不断上升,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衡。报道引述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2000年、2010年、2020年三次人口普查数据,出生人口中男性比例均大幅超过了合理区间。常言道“物以稀为贵”,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抬升了女性出嫁时的彩礼价格。不过笔者内心并不赞同这种说法,因为它还是隐含了对女性的“物化”。

  杨教授的研究内容和成果当然远不止这些,笔者以上只能取其中为自己“力所能及”的部分加以点评。最后要说到文章提出应审慎反思过度依赖“县域城镇化”的模式,让有能力进城的进城,没能力进城的在农村完成劳动力再生产。笔者一时没明白“彩礼”与“县域城镇化”之间的关联,而且“劳动力再生产”的说法,让人想起当年在马、恩的著作中也曾读到过,只不过导师们用它是批判性的,意在针砭资本将工人当作“劳动力的繁衍工具”。建议学者们今天对此说应该慎用,以免有“政治不正确”之嫌。(未名日记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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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未名

蔡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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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2018年7月开始每日兼发微博。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未名周记(每周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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