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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我们不再信奉“多子多福”?——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吾国总人口仍超过14亿(14.05亿),但全年出生人口792万,比2024年减少了162万,降幅达17%。若按这个速度继续下降,到今年年末总人口将减至14亿以下。人口专家梁建章先生以此推算目前中国的生育率已不到1.0

梁先生其实是一个企业家,但他长年坚持人口问题研究,一直呼吁采取措施提高吾国的生育率,有一个细节可以证明他在此问题上的“执念”:梁先生作为创始人之一并任董事长的携程集团,因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近日被国家监管部门立案调查,而梁先生仍不缀笔耕,继续发表文章呼吁吾国应加大育儿补贴的力度。

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吾国已正式实施普惠式的育儿补贴,全国3周岁以下婴幼儿每年可获3600元育儿补贴。但梁文认为还应该大幅增加育儿补贴,他建议给予每个一孩每月1000元,给予每个二孩每月3000元,给予每个三孩(及以上)每月5000元,直至孩子年满18岁,算起来每年的补贴总额将达到4万亿。另外他还主张可对于多孩家庭实施所得税和社保缴费的减免。笔者浏览了财新网发表的梁文,简单归结他的理由主要有两条:

一是各国的实践证明,生育补贴力度越大的国家,生育率也越高。梁文并详细列表以证吾国生育补贴占GDP的比例相对偏低。二是他认为中国是最有能力发钱补贴生育的,盖因目前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生产能力和已经进入世界前列的创新能力,物质上正处于全面充裕的局面,唯一缺少的就是孩子,因此从现在起应加大对“人”的投资,而育儿补贴本质上就是对“人”的投资,他建议把补贴生育的财政支出提高到占GDP3%以上,为此可以增发特别国债。

吾国当下是不是如梁先生所说的“什么都不缺唯独缺少孩子”,笔者不敢妄断,但近年来吾国新生儿数量逐级下降是明显可见的。而且以笔者的预判,此后下降的幅度还会加大,原因在于过去的“一孩”政策势必会形成人口结构的倒三角形状,在一个时期内老龄化和少子化现象叠加出现,即使现在已实行“二孩”政策,也要等到多年以后人口结构才可能恢复平衡,在此之前人口总量将会加速减少。

但是这种趋势能否靠增加育儿补贴来扭转?笔者对此同样不敢妄断,原因亦有两点。其一,人口政策是一个长周期政策,而管理者往往注重中短期效应,如果减少对“物”的投资,把财政收入拿出一大部分用于生育补贴,固然利好未来,但初期可能会降低GDP增速,因为这些补贴转化为各种消费再刺激供给和投资会有一个过程。而近两年吾国的经济增长本身就有“减速”的迹象,再减少对“物”的投资而用于补贴育儿,我们能否接受短期内GDP增速的进一步下降?

其二,笔者看到财新网报道,日本是先于吾国出现老龄化和少子化叠加现象的国家,该国人口学领域权威学者山田昌弘在香港接受财新访问时表示,与西方国家相比,东亚社会普遍存在着一套更深层的文化逻辑,共同加剧了低生育率困境。他说,在东亚国家,婚姻与育儿首先被视为经济问题,而非浪漫爱情的自然结果,收入不稳定的男性往往不被女性选择作为伴侣,比如日本女性对理想男性的收入期望远高于未婚男性的实际收入;然而,当山田昌弘在英国展示这一结论时,英国学者却认为这是“粗鲁的”,指爱情不应与金钱挂钩;相反,中国学者却告诉他,在中国,男方父母的资产状况也会纳入婚恋的考虑范围内。笔者觉得山田昌弘的这些比较可能有点绝对化,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很多人出于爱情而结婚生子,也都有很多人会考虑经济负担。倒是他指出的另一个现象也许确实存在:东亚社会无止境、高成本的教育内卷更为严重,遂使许多夫妻在没有充分经济保障时不敢轻易生育。

正因为如此,山田昌弘认为育儿补贴的效用有限。他以日本为例:尽管日本长期推行以“儿童津贴”为主的经济补助,以及扩大托幼服务等育儿支持,但2025年日本的新生儿数量不到67万人,为1899年有记录以来的新低。在山田昌弘看来,根本原因在于政策制定者简单套用了西方逻辑,而忽视了东亚社会独特的文化基因。

听起来这位日本学者说的似乎也不无道理。有趣的是,梁建章先生却认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生育文化是“多子多福”、重视传宗接代,他将其视为吾国可以解决低生育率问题的一大优势,这与山田昌弘的看法似乎正好相反。不过以笔者的观察和思考,“多子多福”本是农业社会一种遗留的观念,目的是增加家庭的劳动力,同时还有“养儿防老”的考量;随着吾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现在又进入互联网和AI时代,人们开始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如今还秉持这种观念的国人已经不多了。比如笔者在自己居住的小区里,发现有些年纪不大的邻居甚至属于“丁克族”。

  人口数量下降确实值得重视,尤其是如果下降的速度太快,给社会经济各方面显然会带来负面影响。不过以笔者之见,正如“计划生育”的初衷不错,但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实现,提高生育率也不能操之过急,有些事“急”了也未必有效,凡事还是讲求“平衡”为佳。好在吾国的人口基数庞大,即便现在人口已开始减少,短时间内谅也不会很快到达不可持续的阈值。但即便如此,笔者还是赞同梁先生的建议,适当增加育儿补贴的额度和覆盖面,除了以此提振生育率,就当它是一项普惠性的社会福利吧。(未名日记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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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未名

蔡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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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2018年7月开始每日兼发微博。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未名周记(每周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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