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周刊》日前发表社评说，“如今各级政府处于两难境地：倘若全面复工复产、放开人员流动，可能导致国内疫情复燃或境外疫情‘倒灌’；若坚持前期严格的防控举措，则会导致政府财政状态恶化，众多企业现金流断裂，严重影响民生。”

笔者觉得，政府的这种两难境地和心态，在之前疫情的峰值刚开始回落时，的确是存在的，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现在吾国的抗疫形势大为好转，本土包括湖北“零确诊”的日子不断增多，政府的想法也有了明显的变化：看看近日央视的新闻频道就知道，复工复产的新闻已经排在了疫情报道的前头。多地党政领导干部甚而至于身先士卒、带头示范：摘口罩、下馆子，向民众发出可以放心出街“吃喝玩乐”的信号（财新网）。

国家要发展，人民要生活，既然疫情已经大为减轻，恢复经济当然又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但是，笔者看到社评接着如是说： “令人不安的是，在复工复产问题上，有些地方似乎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春节假期过后，有些企业试图复工复产，但不少地方政府通过种种审批来设限。随后，政策基调显著转变，许多地方又开始催促企业复工复产。近期某地政府‘误发’到网上的通知显示，倘若企业不能尽快复工，将按违背中央和上级政策精神来处理。复工复产俨然成为一场新的政绩锦标赛。各地纷纷公布复工率，但是，电厂煤耗、返程率和地铁客流量等指标与其多有背离。各地党政主政官员应权衡利弊、因地制宜做出决策，前提是尊重医疗专家对本地疫情的判断，尊重企业的复工复产意愿。须知在此问题上，政府应主要起服务和支持作用，而非督战队。”

这倒让笔者觉得有些奇怪了。按说，对于复工复产，企业的积极性应该高于政府，盖因企业以追求赢利为最大目标，前两个月疫情的冲击已经使企业损失惨重，现在抗疫形势好转，企业自应“奋起直追”，把失去的那部分产值和利润“夺回来”，何以还需要政府在后面“督战”？前些天还见有报道说，有些企业的复工复产存在假象：机器开着、灯也亮着，但实际产能并没有恢复多少，只是装装样子应付政府部门的检查。

我们的企业这是怎么了？当初停工停产需要政府下令可以理解，为何现在复工复产也需要政府“打屁股”催促？

思来想去，只能用心理学的“创伤应激反应”来解释，吾国的成语叫作“心有余悸”。

可是，为何政府却似乎没有这种“创伤应激反应”呢？

社评接着说：“显然，决策的基础是对疫情的准确判断。目前，中国初步实现了稳定局势、扭转局面的目标，然而，湖北和武汉医疗救治任务依然繁重，其他地区人员流动和聚集有可能造成疫情反弹，国外疫情快速蔓延又使输入性风险陡增。疫情远未过去，遑论胜利。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应随疫情而定，而这充满了不确定性。不少人士建议降低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在疫情对经济的冲击已经并将继续显现的情况下，中央应尽早表明立场，以明确地方、企业和居民的预期。”

由于新冠疫情的暴发，今年的两会已经延开，故此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并没有确定。目标还未定，又谈何降低？笔者理解社评的意思是：今年的经济增长目标应该比去年的要低些。

应该低多少呢？笔者不知道，只知道依照常规，两会若不开，目标就无法确定。

所以，两会何时开，就成为一个“标志性”的问题。（未名日记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