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证与身份证的不同“遭遇”——

财新网日前发表“火线评论”说，近日襄阳健桥医院院长叶某勾结多地中介团伙，在社交平台上公开发布信息、招揽客户，贩卖出生证明、疫苗本，事件被揭露后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有关部门的工作专班已进驻涉事医院追查，相关责任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该案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

评论指出，出生证是由医疗保健机构依法出具的新生儿出生医学信息证明，主要用于证明新生儿出生时的健康及自然状况、血亲关系，是户籍登记机构进行出生人口登记、新生儿获得国籍、接受保健服务即俗称“上户口”的主要医学依据和凭证，有非常严格的管理要求和签发流程。如此严肃的法定文书，却被个别医院和中介钻空子破防，成为他们非法谋利的营生。评论认为，严惩违法行为，强化监管机制，堵住出生证漏洞十分紧迫且必要，尤其应该警惕“监守自盗”成为一种常态。

这让笔者忽然想到：同样具有法定效力的另一种证件——身份证，尽管社会上也有一些伪造的假证，但从未听说过发证机关公开兜售牟利。这两种证件为何有此不同的“遭遇”？细忖之：虽然身份证制作的科技含量更高，而出生证只是一纸文书，但这显然并非是主要原因，两者更重要的区别或在于：身份证是由公安部门统一制作颁发，出生证却是由拥有资质的医院各自发放，而这样的医院成千上万，后者显然更容易出问题。

如此又该怎么办呢？加强对出生证发放的监管无疑是必要的，但由于它的发放权十分“分散”，仅靠从上到下的垂直监管恐怕很难全面“堵漏”，而且成本也十分高昂。所以还需要多渠道、多方面的监督。比如此次襄阳健桥医院公开贩卖出生证的丑闻，据报道就是由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网络”发现并举报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群众监督”；同时还需要媒体包括自媒体的“舆论监督”。——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不过由于对新生儿的出生鉴证具有相当的专业性，一般人很难知晓其中的内幕，此次健桥医院的犯案者“胆大包天”竟然肆无忌惮地在网上公开“叫卖”，方才被打假志愿者盯上，属于自己“往枪口上撞”。

由此，笔者想到市场经济理论的鼻祖亚当·斯密在著有《国富论》的同时，另著有《道德情操论》，据说后者的成书还先于前者。显然斯密意识到，“看不见的手”尽管能充分激发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创造大量的社会财富，但是自利倾向又难免会使得市场“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因此还要有法治的配套，与此同时还需要市场文明的自我约束，否则就难以形成斯密的传人哈耶克所说的市场“自发秩序”，反而还会出现“劣币驱逐良币”。

以此观之，吾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搞了凡三十年，不仅经济有了跨越式的增长，法治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虽然两者的发展仍有些不够匹配）；但在市场文明建设方面则不尽如人意，假冒伪劣、蒙坑拐骗现象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包括在医疗卫生这样尤其需要从业者自律的领域，腐败现象竟也屡见不鲜，上述公开贩卖出生证案只是其中的一例，但又绝非孤例，诚如评论所指出的：2019年，央视《焦点访谈》曾播出《无中生有的出生证》，曝光四川省射洪县、河北省涿鹿县等多家医院伪造出生证明且公然出售一事；在此之前，2011年初商丘市妇幼保健院4885份出生证被盗，当时亦引起轩然大波。凡此种种，笔者不由得又一次想起狄更斯《双城记》中那段著名的描述：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也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信任的时期，也是一个怀疑的时期……

个中缘由，一言难尽。唯有一点笔者坚信不疑：欲正人者，必先自正。联系到这些年来似乎“越打越多”的官场腐败，什么时候人们不再几乎每天都会看到有官员落马的消息，市场中那些“监守自盗”叫卖出生证之类的丑恶现象，也许才会大大减少。换言之，先有政治文明，然后才会有市场文明。（未名日记11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