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债务的“前世今生”（之一）——

先引用吾国的一句成语：“积土成山，积水成渊。”语出于荀子的《劝学》。此语通常理解为劝告人们做事应该持之以恒，但是笔者觉得在某种情况下，它可能也有相反的涵义，比如说债务。

时下，庞大的地方债务已成为吾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沉重包袱，亦是构成可能的系统性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但是也许有些人不知道或者不记得，十几年前，吾国基本上没有地方债务，因为那时的法律只赋予中央政府发债权而不允许地方举债。然而，后来的一场“风暴”完全改变了这种状况——这就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最近财新网发表由凌华薇执笔的题为《地方债务该怎么办》的“火线评论”，文中简略回顾了十五年前的这段往事：“在2008年11月启动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之后，借助成立成千上万家的地方融资平台，地方债务开始剧烈膨胀，从5万亿左右起步，短短十五年间，到现在逾百万亿元，加上中央政府债务后的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虽然还勉强落在安全线范围内，但是，上升速度之快举世罕见。在这百万亿地方债务中，隐性债务的比重占到60%以上。”

当时的吾国为什么打开禁止地方举债的“闸门”？当然是为了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一冲击主要表现为外部需求也就是吾国出口的急剧下降，具体的外贸数据笔者没有去细查，只记得许多外贸企业的关停短时间内造成2千多万农民工失业返乡，为改革开放包括加入WTO以后所仅见。而2008年四季度的GDP增速也遽降至6%，在此之前我们的最高经济增速一度达到14%，平均大概有10%左右。笔者不是专业人士，也并非“数据控”，以上所举只是凭自己并不精确的记忆。

为此，2008年吾国政府紧急推出了著名的“4万亿”计划，除了中央财政加大投资力度，开始允许地方举债，目的是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内需来填补外需锐减给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虽然此举明显受到凯恩斯理论的影响，但在当时的语境下还是具有相当的合理性，而且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吾国经济增速明显回升，2010年“再攀高峰”，重新回到了两位数：高达10.3%。

但地方举债的闸门也就此打开而一发不可收。后来的故事人们可能回记得比较清楚，正如财新的“火线评论”所说：成千上万的地方融资平台虽然成就了中国基础设施的显著改善，帮助推进了城镇化，但是，这些融资平台俨然成了“第二财政”，作为地方政府不受约束的钱袋子，月积年累之下，造成有些地方超出地方财力好几倍的债务负担，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高层也不知道底细的“隐性债务”。文章说的现今百万亿的债务规模虽高于官方的统计，但在笔者看来也只是“毛估估”，因为既然是“隐性债务”，在彻底核查之前，人们不可能准确掌握这些债务的实际数额。

回顾这段历史，笔者认为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正是这些庞大的地方债务，不仅使得这十五年来吾国以高铁、高速公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跃居世界顶尖水平，城市化加速推进，而且也有效地拉动了这些年的经济增长。尽管从2012年开始，“4万亿计划”（实际数额远远不止）的刺激效应开始消退，此后吾国的经济增速逐级下降，在新冠疫情袭来之前重又降至6%的水平，疫情来后更是“再下一层楼”，今年的目标定在5%左右，还要看下半年的表现如何。

实践证明：“基建保增长”的方略虽有效果，但它也难逃经济学“边际效应递减”的法则；还因为基础设施建设本身属于公共品或半公共品性质，投资巨大但盈利水平很低甚至亏损，长此以往无法成为一国尤其是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柱。与此同时，地方债务却在不断地“水涨船高”，以至于看起来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不可持续的临界点。

故此，当我们乘坐高铁享受它的快捷便利，当我们驾车在高速公路上尽情奔驰，当我们亲眼目睹高楼大厦如雨后春笋般地冒长起来……一句话，当我们自豪于国家面貌的日新月异时，不要忘记这背后所累积的巨额债务。经济学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现在，该是到了我们为这顿“奢华的午餐”付费的时候了。从现在开始，我们都得学会过“紧日子”，无论是政府还是大众。

下回再聊。（未名日记10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