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1943）·

本文要义：无论如何，智利以及其它国家的实践告诉我们：在经济政策上太“左”（比如彻底消灭私有经济）或者太“右”（比如放任贫富严重分化），最终都是会出问题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防止极端化倾向，否则就会犯下“颠覆性的错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

10月6日，智利交通通信部公布了首都圣地亚哥的公交及地铁提价方案，拟将高峰时段地铁的票价，从800智利比索（约合人民币7.89元）提高到830智利比索（约合人民币8.18元）。也就是说，此次地铁的涨价幅度约为人民币3毛钱。

谁也没想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区区3毛钱竟然引发了智利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骚乱。10月19日，智利总统皮涅拉宣布圣地亚哥进入紧急状态，当局出动了1万多名军警，连军队的坦克也开到了大街上——这是智利自1990年皮诺切特的军事统治结束以来，坦克首次上街。

然而，骚乱仍在继续蔓延。皮涅拉在10月22日晚发表电视讲话向全国人民道歉。鉴于局势失控，皮涅拉于30日上午宣布，智利取消承办APEC峰会以及12月份预定在该国举行的第25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从而又创下一个“首次”：这是APEC自1993年起各成员国轮流举行峰会以来，首次出现承办国临时宣布取消峰会安排的情况。

此事甚至影响到正在进行中的中美经贸磋商。据媒体报道，原本中美可能借两国元首参加在智利举办的APEC峰会之机，共同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现在智利说“不办了”，给中美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难题：如果协议最终能够敲定，两国元首还得另找地方签署。不过白宫随即在30日发表声明称，“我们正等待有关另一个地点的可能信息”，“期待在同一时间范围内敲定与中国的历史性贸易协议的第一阶段”；而第二天吾国商务部也发表声明表示，“目前（中美）磋商工作进展顺利，双方将按原计划继续推进磋商等各项工作。”

智利当前的这番乱局景象，令笔者想起“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句古老的西谚，而眼下智利这根“压倒骆驼的稻草”只是“3毛钱”。若问这是为什么，用吾国一句同样著名的成语来说，那就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据介绍，智利是拉美地区主权评级最高、最为富裕的国家之一。该国人口约1800万，2018年的人均GDP为1.6万美元左右——这一数据是吾国同期同类数据的1.5倍还多，按照通常的标准，可以说这个国家已经跨过了“中等收入陷阱”，进入（至少是接近）“发达国家”的门槛，何以还会为区区3毛钱而引发众怒呢？

原因当然很复杂。但笔者向来喜欢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要言之，在笔者看来，这是因为智利的“钟摆”已经荡到了右侧的最高点，现在开始要往回摆了。而“3毛钱”正好赶上了这个时点。

笔者所说的“钟摆”，乃是指“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变化。但需申明，本文所说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并非是国家制度，而是指经济政策的倾向。 人人都知道，“钟摆”是要左右来回晃悠的，无论它摆到那一边，都会到达一个“极点”，然后就会被地心引力拽下来，朝相反方向摆动。

在笔者看来，“社”、“资”之间也是如此。

在之前的一篇博文中，笔者曾指出：“社会主义”的要旨在于追求平等，注重分配的均等化；而“资本主义”正好相反，它追求的是利润，是效率。打一个人们经常使用的比方：后者力求“做大蛋糕”把它做得越大越好，而前者则侧重于如何公平地“切分蛋糕”。

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无不想尽力把自己的“蛋糕”做大，否则就无法满足民众的生活需求。对此“资本主义”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就连它最有力的批判者马克思也不否认这一点（参见《共产党宣言》）。然而“资本主义”有一个无法克服的致命弊端，那就是它对利润和效率的极致追求必然会导致贫富的两极分化。这种分化不仅是由于人的脑力与体力的天然差别，更在于资本所带来的扩张“魔力”：拥有资本者会运用它以几何级数复制和推广自己的产品，最大限度地拓展市场，从而攫取巨额的利润，以此积累起更多的资本，不断地重复和放大这一过程——人们将这种过程通俗地称为“钱生钱”。这就是世界上为什么会产生那些“超级富豪”的奥秘所在，以至于他们中的单个人竟然拥有千百亿元的身家，是普通劳动者的无数倍。

而那些并不拥有资本的人——他们是人类的大多数，马克思称之为“无产者”——则无法这样“钱生钱”，他们只能靠自己的脑力或体力成为资本的雇佣者，其中一部分人经过自己的勤奋努力可以跻身于中产阶级的行列，而另一些人则只能维持“温饱”，甚至陷于相对贫困或绝对贫困。

当这种两极分化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激起多数人的不满与反抗，甚至会爆发“革命”，推翻原有的规则，斩断产权链条。当然也就会破坏或损毁整个社会的生产力。

而“社会主义”正好相反，它追求的是平等，是公平地“切分蛋糕”，并因此成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 然而“社会主义”同样也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弊端：如果事情做过了头，它就会降低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不仅无法“做大蛋糕”还会越做越小，最终使得大家一起受穷。

故此笔者认为，在一个正常的、理性的社会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应该有它们的容身之地，两者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无论谁“灭”了谁，都会给国家、给人类造成灾难。实践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当今世界，即使在奉行“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存在明显的“社会主义”因素，比如社会保障、股份制、工会组织等；而在奉行“社会主义”的国家，也需要“资本”发挥作用，允许和鼓励私营经济的发展。——当然，也许朝鲜除外，所以它一直是个穷国。

尽管如此，不像一个训练有素的杂技演员总是能够在高难度的情况下还能保持“一碗水端平”，一个国家和社会里的“社”、“资”关系却很难保持长久的平衡，犹如大海一般潮起潮落，有时会倾向于“效率优先”，有时又会倾向于“公平优先”。——这就是笔者所说的“钟摆效应”。

而智利，正是这样一个完美地印证了“钟摆效应”的国家。

太远的事情就不去追溯了。还记得当年的萨尔瓦多·阿连德吗？1970年，这位智利历史上的第一位民选总统、也是整个拉美历史上著名的“左派总统”上台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大“钟摆”的左倾力度。据史料介绍，这些措施包括：把外资企业所拥有的铜矿、银行等等重要项目统统收归国有，并一律不给补偿；在一年内没收了几百余万公顷的土地，但在土地的管理上出现混乱（这有点像后来的津巴布韦），令农民与地产主之间的矛盾激化到了失控的地步；冻结物价，不顾企业的承受能力强行大幅度提高工人薪资；等等。这些举措看上去极具“社会主义”色彩，然而在违背经济规律、市场规则的同时也对生产力造成了破坏，即便短期曾赢得了民心，但其效果却无法长久维持。在阿连德任内，智利的通货膨胀率从21%增加到了140%，至1973年9月更是达到381%，全国性的大罢工持续不断。

此时，“钟摆”的左倾角度达到了极致，开始往反方向运动。1973年9月11日黎明，在美帝的支持下，智利陆军总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发动兵变篡夺了政权，阿连德自杀身亡，成为世界现代史上的一个悲剧人物。

与阿连德截然相反，皮诺切特是个彻头彻尾的“右派”。这不仅体现在他掌权后的独裁和对反对者的残酷镇压——据智利“真相与和解”国家委员会1991年发布的调查报告，在皮诺切特执政期间，智利全国仅“失踪者”就达3197人，另有至少2.8万智利人因受到军政府的迫害而流亡海外——同时也表现在他所奉行的重资本、亲市场的经济政策。

1975年，独揽大权的皮诺切特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邀请著名的美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他时称“芝加哥男孩”的一帮弟子来智利考察，并设计经济改革的蓝图，甚至向其中有些人直接授予拥有实权的部长职位，全面掌舵智利经济改革，推动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这些改革措施包括：大幅度消减政府开支、放开物价、取消关税保护、吸引外国资本注入……总之，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那一套。（顺便提一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吾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弗里德曼也曾受邀来吾国考察并提出一些市场化的建议。）

不得不承认，“右派”在“做大蛋糕”这方面，还是有几把刷子的。到1981年，智利的通货膨胀率降到10%以下，就业率与人均收入皆有所上升。80年代整个拉美陷入债务危机，智利也曾发生严重的经济衰退，但是皮诺切特的军政府仍然坚持“芝加哥男孩”为其设计的经济改革方向。此后智利经济以较快的速度发展，至2000年，智利被纳入有“富国俱乐部”之称的经合组织（OECD）。即便在人均收入超过10000美元后，智利经济的增长速度年均仍保持在6%左右，失业率在7%以下——如前所说，按照西方经济学理论，它实现了对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到2017年，智利的人均GDP已超过15000美元，远超其他拉美国家。这一成就也被世人视为“奇迹”。

简略地回顾智利的这段历史，笔者觉得需要特别指出以下两大要点。

其一，在皮诺切特执政期间智利开始的“经济腾飞”，实际上采取了一种“军事独裁+经济自由化”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一段时期内在发展经济方面确有独特的“优势”。除了智利以外，之前依靠这种模式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还有当初的韩国、印尼以及吾国的台湾地区等例。笔者甚至认为，二战后的西德和日本在重建初期实行的也类似于这种模式，盖因彼时这两个国家处于美军的占领和统治之下。皮诺切特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英雄还是恶魔”的争议人物，而弗里德曼以及“芝加哥男孩”们则因为帮助他设计了智利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在知识界背负了骂名。这种模式的功过，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以厘清。

其二，正像一般的理论所认为的，智利经济的快速发展提高了本国人的生活和文化教育水平，产生了一大批中产阶层以及具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开始向独裁统治说“不”，并成为皮诺切特的“掘墓人”。1990年，皮诺切特在国内外一片反对声中被迫下台，智利在时隔十七年后迎来了首位民选总统。后来皮氏遭到国际社会的共同声讨并在英国被捕，关押了500多天虽因病被释放，但回国后被智利最高法院剥夺了作为前总统的豁免权，指控他犯下57项谋杀罪和18项绑架罪，最终在2006年于病中黯然离世。——历史上的那些独裁者几乎都逃脱不了最后被“清算”的宿命，

区别只在于是生前还是身后。 吊诡之处在于，皮诺切特死了，但智利的“钟摆”似乎并没有马上向“左”回摆，在后皮诺切特时代，智利的经济仍在延续此前的自由化道路，其间虽然有过曲折，但仍在继续发展并成为拉美最富裕的国家。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成绩斐然、看上去似乎处于“盛世”的新兴国家，却仅仅因为政府部门将地铁车票价格提高了3毛钱，而爆发了一场几十年罕见的全国大骚乱。

这是为什么？ 据财新网报道介绍，虽然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由于智利政府在公平地“切分蛋糕”方面缺乏作为，以致国内的贫富差距比较悬殊，排在36个OECD国家的最末端。过去几十年内，智利的基尼系数始终维持在0.55左右的高位。“小政府”又使政府的财力有限，OECD最新数据显示，智利是该组织内政府支出与GDP之比最小的成员国。这固然可以让利于市场、“做大蛋糕”，但同时也意味着，政府在提供公共设施、社会福利方面必然投入不足，公共财政被不合理地大幅压缩，低收入群体同时面临公共饮水、医疗、养老等体系低效的多重困境。

比如，智利是全球唯一将供水系统私有化的国家。不少居民时常抱怨水费过高、供水设施陈旧、供应不足等问题。过去几年中，因反对供水系统私有化的抗议活动在圣地亚哥屡次爆发。

又比如，智利的公共医保体制效率低下，普通民众只能去往设施陈旧破败、拥挤不堪的公立医院看病。私人医疗虽能提供星级酒店般的服务，但一般人难以负担昂贵的开销。

再比如，目前的养老体制也是智利示威者的诉求点之一。智利普通工人每月约可领取200至300美元养老金，然而与物价水平比较起来，远不能满足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另据OECD统计，近三分之一的智利工人与雇主没有正式雇佣关系，以致他们面临退休后“老无所依”的艰难处境。

如此等等。

说实话，笔者并不十分了解智利现在的具体国情，以上所举也只是引自于媒体的报道。然而笔者相信，“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毛泽东语），“3毛钱”的故事也绝不会是无缘无故发生的，这场大骚乱直观地展示了智利民众长期以来内心蕴藏的各种不满情绪。依据逻辑推理可知：对于智利这样一个几乎已步入“发达”行列的国家来说，“3毛钱”竟能引发如此大规模的骚乱，其根源只能来自于贫富分化、社会不公以及政府的腐败和无能。

简而言之，“3毛钱”岂止只是3毛钱，它是一个强烈的信号，意在提醒并警告权力者：“钟摆”向“右”倾斜得太多了，应该往“左”面摆一摆了。也就是说：现在的智利也许太倾向于“资本主义”了，是时候该增加一些“社会主义”因素了。

其实何止是智利，在号称为“当今最大、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不也出现了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或提出具有“社会主义”色彩政纲的数位总统候选人并拥有不少的拥趸吗？记得若干年前，笔者读过一篇文章《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印象深刻；但是，今天的情况显然已经不同了。尽管笔者相信美国在政治制度上不大可能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它的“社会主义”因素正在明显地增加。

当然，每个国家的国情和变化时点不尽相同。比如，同在拉丁美洲的巴西政坛，最近“演出”的就是“右派上台”。然而，如果仔细观察各个国家的现代史，可以发现“钟摆”现象或多或少都会存在。就拿吾国来说，从过去的一百多年历史的变迁、特别是最近四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来看，不也经历了类似的“钟摆效应”吗？

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历史的“钟摆效应”？笔者粗浅的看法是：它来源于人类内心无法摆平的一种矛盾：作为个体想要获得更加富裕的物质生活，作为群体又想要实现社会平等，故此经常会“左右为难”。当然，历史的变迁速度远不像物理的钟摆那样来回晃悠得那样迅捷，而往往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才能完成一次“摆动”。

无论如何，智利以及其它国家的实践告诉我们：在经济政策上太“左”（比如彻底消灭私有经济）或者太“右”（比如放任贫富严重分化），最终都是会出问题的。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必须防止极端化倾向，否则就会犯下“颠覆性的错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

这或许就是智利“3毛钱”的故事给我们的启示。

                                                    2019年11月4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