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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小芯片挑战“大政府” ——关于“中国模式”的思考之九

·未名周记(1817

本文要义:如果说过去的几十年特别是最近的十年来,奉行“大政府”或“强政府”的“中国模式”以其持续的经济高增长挑战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按斯密的说法,政府仅仅是一个“守夜人”),那么,随着事物的发展,如今这种模式也面临着挑战,而其中的一个挑战者,就是这个小小的芯片。

 

由美国商务部对吾国的中兴通讯公司激活禁止令而引发,一时间吾国科技界、经济界和舆论场呈现“满城纷纷说芯片”的景象,可谓“一芯激起千层浪”。

笔者是个“文科生”,对芯片一无所知,只晓得它是高科技的结晶,是电脑主板的核心与“灵魂”,在当今的计算机时代,被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其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此番中兴通讯出事,据美方的说法,起因是它先前违反了美国政府的规定,把用美方卖给它的芯片所制造的电子产品卖给了伊朗,被美方发现并施加巨额罚款后,又没有“及时”按要求处理涉事人员,故而被美国商务部下令在七年内禁止中兴通讯购买使用美国的芯片。据悉,这对拥有八万员工的这家巨型企业将造成致命的打击,其有可能面临破产的危险。可见,芯片虽小,但却能“以小制大”。

既然芯片如此关键,为何中兴通讯一直要向美国购买呢?当然是因为我们自己造不出来,或者造出来的芯片没有那么“高级”,不能满足自身产品的需求。这就引出了本文所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芯片之类的高科技产品与吾国“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

毫无疑问,吾国过去四十年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其中最主要的“比较优势”,是吾国人口众多外加社保福利水平较低而使得劳动力价格十分低廉。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吾国的这一“比较优势”引来了大量的外资和外企,并通过学习借鉴他们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从而取得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如此,这种“比较优势”还使得吾国的一些产品“价廉物美”,在国际市场上广受消费者的欢迎,吾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货物贸易出口国,赚取了大量的外汇,其所积累起来的外汇储备居全球第一。

俗话说,尺有所长,必有所短。“比较优势”也是一样。吾国劳动力成本低廉这一“比较优势”,主要表现在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比如服装、玩具、鞋类等等;但在另一些产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业,本来没什么优势。相反,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很高,吾国的“比较优势”恰是它们的“比较劣势”,因此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背景下,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包括有些高科技产品的代工和组装),纷纷转移到了像吾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吾国的“比较劣势”则正是它们的“比较优势”,芯片制造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在完全的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境况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原本可以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这样从世界范围来看,可以实现总体经济效益的最大化。简单地举例说,美国可以不必做服装、造玩具,而吾国也无需造芯片,因为向对方购买更划算。对经济学来说,这样不仅符合“比较优势”理论,也符合“分工”理论。

可惜,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假定,现实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因为各国不仅有自己的“比较优势”,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乃至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比如,美国将伊朗视为自己的敌对国家,它可以将芯片卖给吾国的企业,却不允许吾国企业再辗转卖给伊朗。而吾国则视伊朗为友好国家。如此,在芯片的交易和使用中,就产生了所谓的“合规”问题。由于中美企业之间的芯片交易合约中含有这样的限制条款,中兴通讯的“违规”就成了“违约”,所以才遭到美方的严厉惩处。

当然,美方的这种规则对中方来说未必“公平”,但由于它的芯片具有垄断性,中方没有替代品而不得不向美方购买使用,所以只好同意在合约中接受对方的规则。而一旦签了合约就得守约,违约就得接受处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否则谁还跟你做生意呢?

可见,所谓的“比较优势”,是有边界的。改革开放后,吾国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按照经济学的另一条定律,这种“比较优势”随着情况的变化必会出现效率递减(事实上近年来吾国的劳动力成本提高了不少),吾国不可能永远靠它“吃饭”。发展壮大起来的吾国当然不会只满足于“小康”,必会想方设法竭力发展自己的高新科技产业,这就会“侵犯”到发达国家的那些“比较优势”,从而招致它们的不满并采取反制措施。

以此来看,“中兴通讯事件”并非是单纯的商业纠纷,也是美方利用中方企业的违规、违约而采取的反制措施。同样的动机和反制,在美国不久前列出的拟对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产品提高关税的清单中也表现得很明显:名列这份清单的,主要还不是中方具有“比较优势”的那些中低端产品,美方着重针对的,是吾国政府制订的《2025:中国制造》计划中那些高端科技领域及其产品。美方以此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你们“侵入”到我们的地盘了,这是不容许的。

美国的这种姿态当然很霸道:凭什么吾国只能做服装、玩具之类的中低端,凭什么不许吾国向高科技领域发展?这完全没道理么。故而,中兴通讯事发之后,吾国上下都在反思:不能在芯片这样重要的核心技术领域再受制于人了,必须要全力攻关将其拿下。

这就涉及到本文要讨论的第二个问题:类似芯片这样的高科技产品,为何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受制于人,是因为吾国对这方面不够重视、投入太少吗?

这样问恐怕低估了吾国领导层的智商。据笔者所看到的一些资料介绍,早在1980年代吾国改革开放之初,吾国领导人出国访问时就切身感受到与世界先进产业的明显差距,意识到如果不用电子信息和芯片,吾国的冶金、机械制造等传统产业都是“傻大笨粗”而落后于时代。当时吾国的多名科学家上书高层并最终由政府制定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纲要》,其覆盖领域范围相当广泛,其中就包括开发智能计算机系统、光电子器件和光电子、微电子系统集成技术、信息获取与处理技术等细目。1997年,吾国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又制定和实施《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即“973计划”。据官方报道,此后组成的国家科研团队,在半导体量子芯片、量子隐形传输等方面所取得的多项研究成果“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近期在网上披露中国芯片产业生态的“中关村才女”梁宁即是在2001年加入到方舟科技CPU研发团队的。当年,“方舟1号”横空出世,被媒体称为“改写了中国‘无芯’的历史”。2006年,吾国又推出了“核高基”重大专项,即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产品,与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并列为十六个重大科技专项,该计划将持续至2020年,中央财政为此安排预算328亿元人民币,加上地方财政以及其他配套资金,预计总投入将超过1000亿元。而在三年前,吾国建立的半导体芯片基金规模更是高达4000亿元,等等。因此,说吾国政府对研发芯片不够重视、投入不足,这不是事实。

然而,据专家介绍,吾国这些年来除了在智能手机等中低端芯片上有所突破外,在关键的通用芯片等更为高端的制造领域,市场份额几乎为零。其实,如前所说,中兴通讯这么大一个企业,竟然在芯片问题上不得不接受美方如此霸道的合约条款,这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上述这些计划和巨额投入的实际效果。

那么,动静大、投入大而收益小,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就引出了本文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也即是本文的重点。简而言之,这是否跟我们所采取的发展模式不无关联?

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吴敬琏先生提出的。据报道,吴先生近日在一次演讲中表示,最近有人因受“中兴通讯事件”的刺激而提出吾国应“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的说法,他对此表示担忧。

他说:简单的行政措施可能取得短期的效果,但是从长远来看它没有解决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增长方式、增长模式的问题:主要是靠资源投入,而不是靠效率提高。他认为,要根本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转变吾国的增长模式。怎么转变呢?所要求的条件很多,主要是制度上、政策上的条件。他担心,用更大的行政力量去支持我们的有关产业,这会使得“‘国家主义’更加取得了优势”,因此他不赞成“不惜一切代价发展芯片产业”,并直指这种口号是“很危险的”。

笔者有幸认识这位受人尊敬的、有“吴市场”之称的资深经济学家,知道他多年来一直在呼吁吾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吾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国模式”,其实质就是“政府主导下的市场化”。而众所周知,“政府主导”的优势,就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譬如,在航天、军事、基建等领域,吾国在“政府主导”下就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人们俗称的“两弹一星”和吾国引以为傲的高铁就是明证。

或问,既然这种模式可以成功地制造出“两弹一星”,那么,类似于芯片这样的高科技,是不是也可以“如法炮制”呢?另一位资深的专家、中科院院士倪光南先生就表示,吾国连“北斗”导航系统都能突破,芯片的制造难度达不到这个量级。他说:以前GPS定位那么难,因为它是航天技术加上网信技术,“北斗”的难度要超过一般的网信体系,但是我们十多年不就做出来了吗?因此他乐观地认为,“北斗”有了,“中国芯”也会有的。与吴先生的观点不同,倪先生认为,在这个投资需求大、回报周期长的行业,政府应发挥更大的作用以带动企业的积极性。

与此同时,笔者看到另一位经济学家刘胜军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他所认为的芯片研制与以原子弹为代表的“国家工程”的区别:A、原子弹是一个确定的目标,而芯片是一个快速变化的目标。根据摩尔定律:当价格不变时,集成电路(芯片)上可容纳的元器件的数目,约每隔 18 - 24 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性能也将提升一倍。B、原子弹的客户需求是固定的(国家是唯一的客户),而芯片的客户需求是多元的、多变的。C、开发原子弹没有市场竞争,而芯片研制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D、原子弹没有专利保护,而芯片领域存在严格的专利保护。据此他认为,原子弹这类“国家工程”主要是依靠大规模投入和时间,所以像巴基斯坦、伊朗、朝鲜这样的不发达国家也能搞核武器;而芯片却不是靠投入、靠“砸钱”就能突破的,芯片领域的持续创新,只能靠市场机制和企业家精神。

这下热闹了。这些专家们各说各的,听上去似乎都不无道理,究竟该听谁的好呢?

笔者不想隐瞒自己的观点:作为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的拥趸,不能不赞同吴、刘两位先生的说法。倪先生当然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专家,甚至是吾国芯片研制领域最早的“领军人物”,但他显然只是从技术角度而不是从制度层面展开讨论。刘胜军先生所举的例子很有说服力:比如朝鲜,以其如此贫弱的国力,如今也已成功地研发出了核武器,然而你能想象它能制造出高水平的芯片吗?

事实上更早的例子是苏联,历史证明,它能造得出卫星、原子弹,但在民用科研和产品方面,却一直远远落后于美国。上世纪60年代,吾国还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但也可以“勒紧裤袋”集中力量造出了“两弹一星”。这些现象凑在一起,肯定不是偶然的。芯片,既可以军用,也可以民用,关键是:它是不是也适用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有效范围?或者说,它是不是也可以在“政府主导”的模式下一路过关斩将大获成功呢?

所谓的“不惜一切代价”,明显不是企业用语,因为真正的企业都是以赢利最大化为目标的,只有政府及其国企才会出于某些政治目的在做某些事时能舍得“不惜一切代价”。然而,在市场中,“不惜一切代价”并不等于笃定能够成功。

诚然,吾国已经摒弃计划经济而转向了市场经济,但吾国的市场经济与其它类型的市场经济不同,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理论界一直有“大政府”还是“小政府”之争,无疑,吾国选择的是一种“大政府”的模式。吾国的政府规模之大举世无双,也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中最强势的政府。这种模式保留了计划经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点,同时又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样一种独特的模式,在GDP增长以及航天、基建等方面证明了它的有效性,但在芯片研制等具有核心意义的高科技领域,到目前为止还落后于人。毫无疑问,“中兴通讯事件”之后,政府对芯片研制的支持力度必会进一步加强,而实践效果如何,仍需时间的检验。

在此,笔者想要对前引刘胜军先生关于“原子弹”与“芯片”在研制方面的几个区别再补充一点:E、由于“芯片”研制所具有的广泛的市场性、竞争性、多变性等,政府不可能像研制“原子弹”一样专门组建一个班子集中攻关,主要还是要靠众多企业分散的、自主的研发,政府用财政补贴的办法给予激励,有学者戏称为“官办风投”;但这就容易出现企业为了套取政府资金而弄虚作假的情况。譬如,2003年,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教授借助其发明的“汉芯一号”以及后来的数十个科研项目,骗取了高达上亿元的国家科研基金,铸成了一起震惊国内外的重大科研造假丑闻。2006年官方的调查结果是,陈进负责的团队推出的所谓“汉芯一号”,不过是从美国一家公司买回芯片,雇人将芯片表面的原有标志用砂纸磨掉,然后加上“汉芯”标志“研制”而成,但当时却被鉴定为“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端集成电路”,是“我国芯片技术研究获得的重大突破”。又如,近年来政府为鼓励新能源汽车的研发生产而实行补贴政策,但后来的审计结果表明,近百家相关汽车企业中竟有七十多家涉嫌“骗补”。

正因为有这些前车之鉴,笔者认为,如果说过去的几十年特别是最近的十年来,奉行“大政府”或“强政府”的“中国模式”以其持续的经济高增长挑战了传统的市场经济理论(按斯密的说法,政府仅仅是一个“守夜人”),那么,随着事物的发展,如今这种模式也面临着挑战,而其中的一个挑战者,就是这个小小的芯片。

实践无止境,人的认知也必是无止境。

201852日于竹径茶语

                                         

 

作者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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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未名 蔡未名

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每周一文,发挥余热,防止痴呆,只事耕耘,不问收获。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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