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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总在“逆周期”,何来“新周期”

·未名周记(1736)

 

 

本文要义:女性运动员可以借助服用避孕药推迟自己的“例假”时间,以求在比赛中保持自己的竞技状态;但此后要想恢复正常的生理周期,前提是必须停服避孕药。同理,只要刺激性的“逆周期”政策还在继续,我们又凭什么确认新的经济繁荣周期已在眼前了呢?——这无关乎数据,只关乎逻辑。

 

最近,国内一些投行经济学家围绕“中国经济的新周期是否已经到来” 这一话题争得不可开交。方正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先生是这场争论的始作俑者,他根据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一系列颇为靓丽的数据,断言过去若干年的“黑暗”周期已经结束,一个崭新的增长周期正在到来。任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激情满怀、充满诗意地写道:

“从事了十七年宏观研究,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受到并确认供给出清新周期的脚步临近,在万众瞩目中,在备受争议中,我听到了它坚定坚决、铿锵有力的脚步声。我深信,经过长达六年漫长出清的黑夜隧道,新周期终将走向王座,荣耀加身。那一刻,所有周期的参与者都将为之动容,先知很可能泪流满面。所以,周期不仅是技术过程,背后是人性的轮回,反对者和赞同者共同的宿命。”

不过,任先生同时坦承自己的看法属于“少数派”。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参与这场讨论的多数经济学家对他的“新周期”说持反对意见,他们同样给出了许多翔实的数据,证明目前的中国经济仍处在“L型”的低端,更兼有货币超发、房地产泡沫、政府国企高负债、银行不良贷款攀升等潜伏的“灰犀牛”存在,因此仅凭上半年一些经济数据的回暖就断言“新周期”的到来,实在是言之过早。

如今是“大数据”时代,经济学家更需要拿数据甚至是“模型”来说话。笔者并非经济学科班出身,可以不必受此束缚。在这篇博文里,只想依据基本的常识和逻辑,从另一个角度辨析“新周期”之说的真伪。

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为什么会有周期?在这个问题上,任先生倒是言简意赅,指其“背后是人性的轮回”。不错,所谓经济,就是人类谋生逐利行为之总合(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米瑟斯将他最重要的一部经济学著作题名为《人类行为》)。人类的逐利行为既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同时又由于人类自身的贪婪和误判有时会“把事情做过了头”,从而酿成危机,造成经济衰退。纵观人类的经济发展史,总是在繁荣与危机之间反复切换,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过七八年再来一次”(此处的“七八年”应视为一个虚数)。此即所谓的“周期”。最近的一次周期转换,就是十年前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

但这次金融危机与以往的历次危机有所不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类虽然因自身的局限无法从根本上消灭危机,但每一次危机来临时还是会吸取此前的经验教训,采取各种应对措施以图降低危机对经济的破坏力。这一次抵御金融危机的招数,就是“逆周期”调控,其代表作就是各国政府所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在中国,则是以危机发生之初的“4万亿”计划为代表的“双扩张”政策,即官方所称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

用“逆周期”的手段来消减金融危机的冲击力,这一思想应该源自于凯恩斯。凯恩斯主义认为,在经济遭遇衰退周期时,私人部门往往会削减乃至停止自己的投资,以减少损失,但如果全社会都这样“顺周期”,经济衰退就可能呈“自由落体”状,最终演变成为经济大萧条。因此,在危机关头,政府应该“逆周期”而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增发货币、加大公共投资,以防止经济出现崩塌现象,确保社会的就业和稳定。

凯恩斯主义的这一政策构想有其合理性。作为整体的人类,并非时时都能保持理性。在人类的经济活动中,既有出现“非理性繁荣”的时候,也有出现“非理性萧条”的时候。当经济爆发危机、进入衰退周期时,如果任由“羊群效应”发酵,危机可能会无谓地被扩大化。此时,一般来说更具理性能力、同时又手握权力的政府,应该采取适当的措施来防止局面的进一步恶化,这其中就包括凯恩斯主义所倡导的增发货币、加大公共投资——哪怕是为此而增加一些债务。

以此来看,在过往的十年里,世界各国政府无不在使用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调控手段,全球的货币总量以及政府债务因此而快速扩张。只不过欧美国家的信用扩张主要用于社会保障,而中国的信用扩张则主要投向基础设施建设,信用扩张的程度也更甚。因此,在“稳增长”方面,中国政府的“逆周期”措施更见效果。

然而,凡事过犹不及。记得列宁说过,哪怕是往同一方向多迈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谬误。人类的经济活动既然一直存在荣衰切换的周期,就证明它是一个规律性的现象。凯恩斯的“逆周期”思想虽有合理之处,运用得当的确可以减轻危机的破坏力,但它无法(就凯恩斯本人而言,恐怕也无意)从根本上改变作为规律的经济周期,不可能把一个衰退周期生生地“逆转”为繁荣周期。

不妨打一个比喻。爱好体育的人可能都听说过,女性运动员有时恰逢自己的生理周期,即人们俗称的“例假”,同时又赶上在此期间有重要的比赛,为了避开“例假”以免影响自己的竞技状态,有些女运动员会用吃几颗避孕药的办法来推迟自己的“例假”时间。然而,你不可能一直用这个办法来彻底改变自己的生理周期。周期就是周期,它终究是一定会到来的。

在经济领域,经济衰退时期的“逆周期”调控手段就相当于上面所说的“吃避孕药”。

在笔者看来,这十年来各国为抵御全球金融危机所采取的量化宽松政策(在日本和一些欧洲国家,甚至还采取了更为激进的“负利率”政策),虽然成功地避免了经济由衰退恶化为萧条,但也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过量的货币,过重的债务,过剩的产能。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如此“逆周期”调控之后,尽管现在多数国家的经济保持了微弱的增长,但显然远称不上“繁荣”,而且到目前为止还看不到这一前景。也就是说,过度的“逆周期”政策实际上延长了金融危机的祸害时间,又好比把一场急性病给拖成了慢性病。

中国也不例外。有心的读者可以去查阅一下相关数据:过去十年,中国不仅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我们的货币总量、信贷总量和债务总量都翻了几番,其增长速度远比GDP增速要快得多。可以说,我们的“逆周期”政策持续了十年(虽然期间的力度有所不同),中国的GDP因此成功地保持了“中高速增长”,但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更让人尴尬的是,如果想要让经济继续保持这样快的增长速度,“逆周期”政策显然还不能“歇菜”。

纵观当今世界各大经济体,现在已真正停止“逆周期”政策的唯有美国:2014年11月,美联储宣布结束过去七年总共实行了多轮的QE(量化宽松)计划;2015年12月,联储开启自金融危机以来的首次加息;此后至今年6月的一年半内,联储又总共进行了三次加息(尽管加息幅度十分微小)。老实说,笔者以为美联储的加息似乎有些过于“性急”了,因为加息亦属于反方向的“逆周期”之举——防止经济过热出现通胀苗头,而事实上,美国的通胀率迄今仍未到2%,而经济增长率也不过是在2%左右。看来,美国人对“新周期”的期盼也跟我们一样热切。然而经济的周期转换并非体育中的“蹦床运动”,一触底就能弹得老高,从“衰退周期”到“繁荣周期”不会一蹴而就,中间还需要一个转换期。但无论如何,美联储前段时期的“逆周期”政策已告结束。

反观中国,应该说现时的货币政策的确不再像前几年那样宽松。今年以来,M2(广义货币)总量一改过去总是维持在百分之十几(最高时曾达近30%!)的快速增长状,最近已连续几个月低于10%,房地产泡沫也在政府的强力调控下减慢了膨胀速度。但从总体的杠杆、债务状况来看,并未出现明显的下降。特别是,作为中国政府“逆周期”调控的另一个重要手段,其基建投资仍在快速增长而且看样子还将继续快速增长。一个例证是:中国的高铁建设已经实现了“四纵四横”的宏伟规划,总里程达2万多公里,雄踞世界第一,且据悉将“马不停蹄”地又要向“八纵八横”的新规划跃进,届时中国的高铁里程将达到3.7万公里!

毫无疑问,高铁的这种“跨越式发展”不仅成为当今中国一张靓丽的名片,也成为中国经济“稳增长”的一大利器。然而,我们不要忘记,负责高铁建设的中铁总的负债水平也在水涨船高,到2016年底已达4万多亿,而且还将以每年8千亿的数额继续增长。也就是说,我们的高铁铁轨下所铺就的基本上是贷款和债务。

在全球经济因遭逢金融危机处于衰退周期,中国经济自身也进入困难多多的“新常态”时,我们以高铁、高速公路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却不惜大举债务如此大干快上,其“盛况”甚至在经济繁荣周期时也难以见到,此种规模浩大的“逆周期”措施,不仅史上从无,只怕凯恩斯若地下有知,也要叹为观止了。

在这种背景下,即使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有所好转,难道我们就能据此判断旧的衰退周期已经结束,新的增长周期已经来临了吗?要知道所谓的新周期,只有在旧周期所存在的种种沉疴得到医治,市场得以“出清”,经济萌生出新的内生需求与动力之后,才会翩然而至。它的到来不可能缘于政府各种各样刺激性的“逆周期”政策,这些刺激性的“逆周期”政策原本是为了给遭遇危机而处在衰退中的经济“托底”,试图变“硬着陆”为“软着陆”,但如果你一直这样“托”着不让它“着陆”,又如何能让经济“触底反转”呢?

这就像前面提到的那个比喻:女性运动员可以借助服用避孕药推迟自己的“例假”时间,以求在比赛中保持自己的竞技状态;但此后要想恢复正常的生理周期,前提是必须停服避孕药。

同理,只要刺激性的“逆周期”政策还在继续,我们又凭什么确认新的经济繁荣周期已在眼前了呢?

——这无关乎数据,只关乎逻辑。

又:本文改定之时,见齐鲁资管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莫用显微镜寻周期拐点》的文章,文中有言:在市场没有出清的情况下,在经济没有到达一个周期性底部的情况下,要出现新一轮的上升周期是不现实的。正如中周期理论创立者朱格拉所说:萧条的唯一原因就是繁荣,一个没有出现过萧条的经济体是不正常的。中国经济是否由于为了实现“稳增长”的目标而长期采取逆周期的投资刺激政策,逆周期导致“无周期”?

呵呵。

                         2017年8月30日于祥和顺天

 

作者:未名,江南布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写过小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有道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以常识观事物,以逻辑解疑惑;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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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未名 蔡未名

未名者,江南布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写过小说。没经过商,没当过官。中年后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平生不学无术,不喜功名,唯好杜康。所幸者,毋庸为五斗米折腰;所擅者,以常识观事物,以逻辑辨真伪。每周写作一文,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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