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关税”的是与非——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这些日子简直是“杀疯了”（公号“牛弹琴”语），就连本国的“王牌产品”苹果手机也被纳入了他高关税的“瞄准镜”。据央视报道，这位大统领日前扬言，要对苹果的iPhone手机征收25%的关税，除非它们是在美国制造。他说：“我很久以前就告诉过苹果公司的蒂姆·库克，我希望他们在美国销售的iPhone是在美国制造，而不是在印度或其他地方。如果不是这样，苹果公司必须向美国缴纳至少25%的关税”。

众所周知，iPhone是苹果公司最著名、最核心也是最赚钱的产品，但过去的若干年，iPhone的产业链主要布局在美国境外，其中大部分是在中国和印度生产组装。特朗普二度上台后，苹果公司为规避他推出的极端关税政策，“提前”将部分iPhone的组装业务从吾国转到印度，据说因为当时美国对印度组装的iPhone进口关税较低，未料现在还是未能逃出特朗普的“瞄准镜”。市场分析家们指出，若iPhone真的转移到美国生产，其成本和价格将提高一到三倍，这对美国消费者绝对是“不可承受之重”。

既然如此，特朗普为何还想要这么干？从宏观角度看，这出于他让制造业回归美国的战略考量；从微观角度看，他也许试图让美国政府从苹果丰厚的利润中“分得一杯羹”。然而，苹果为什么在过去的这些年宁可布局他国却不愿意在美国生产？当然是顺应全球化的潮流以争取实现“利润最大化”，而且也确实取得了成功，苹果一度成为“最赚钱的公司”，堪称“富可敌国”。盖因用同样的技术在发展中国家生产，成本要比在美国本土生产低得多。

笔者在央视屏幕上看到，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解释说，苹果之所以在中国生产组装，不仅因为劳动力价格较低，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拥有无数的工程师和熟练工人，而美国却缺乏这样的人力资源。这确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笔者看来，库克所言是中国长期致力于发展制造业包括精密制造业必然的结果，而美国则正好相反。这也是特朗普为此捉急的重要原因之一：他或许担心，长此以往，美国人在制造业方面不仅干不了“粗活”，也失去了干“细活”的能力，这对于号称“世界第一强国”的美利坚来说是不可持续的——万一某一天“有事”，失去制造能力的美国岂不是将“弹尽粮绝”？

近日笔者在财新网看到有两位美国学者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指出，美国制造业之所以长期衰落出现“铁锈带”，即从二战后的制造业中心沦为工业衰退区，其主要原因可能并非源自外部包括来自中国的竞争，而是深植于区域内部的、持续数十年的劳动市场冲突。两位学者认为，这种以高频率罢工和显著工资溢价为核心特征的内部矛盾，通过系统性地抑制区域资本形成、阻碍技术进步与生产率提升，可能早在中国等外部竞争因素全面显现之前，就已经对“铁锈带”的经济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并启动了其衰落的进程。笔者读后简而言之，这是源于美国内部社会经济政治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或者说得再直白一点，美国人过去在金融霸权和科技霸权的“舒适区”内“躺”得太久而变得十分“懒惰”，一觉醒来却发现自己的身上已经“锈迹斑斑”，然而这种“社会病”又岂是用高关税政策就可以轻而易举治愈的？

鉴于智能手机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特朗普的担忧也许可以理解，但是问题在于，当今世界的制造业包括智能手机的产业链是在长期的经济全球化中逐渐形成的，特朗普如此“简单粗暴”地想用高关税政策一下子将势头扭转，逼迫诸如苹果公司等早已在国外“深耕细作”的美企短时间内统统回到美国建厂生产，无疑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算他试图让制造业回归美国的战略目标看似不错，但从战术层面看却完全是胡来，此事必须遵循渐进的过程而绝不会一蹴而就（至少在其任期内难以实现），不仅苹果公司做不到，其他在海外的美企也做不到。假使特朗普硬要对苹果手机加征25%的关税，或将摧毁美国这张“王牌”。所以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尖锐地批评特朗普的极端关税政策对美国来说无异于一种“自残”行为。

  说到哈佛大学及特朗普的“自残”行为，近日他的“挥刀自宫”不仅指向苹果公司这样的美国“王牌产品”，而且也挥向美国的另一张“王牌”——以哈佛为代表的美国高等院校。容后再议吧。（未名日记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