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这两国谁能跳出这个“陷阱”——

巴西和阿根廷是拉丁美洲的两个大国，历史上两国经济曾经相当繁荣，但却先后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会如此，分析家们一般将其归咎于民粹主义，即为取悦选民，在经济发展之后，收入分配上超出国力地片面提高社会福利，造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致使工业结构转型放缓。那么，为何这两个国家包括差不多整个拉美地区比较盛行民粹主义呢？学者江隐近日在财新网撰文认为，拉美国家在独立之前都有过一段殖民和反殖民的斗争历史，人民生活艰苦；独立之后，它们的政治经济体制一直都在摸索之中，尤其是阿根廷，长期在“威权—民主”之间来回摇摆。江隐据此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在经济水平较低时，威权会比民主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所以这两个国家的经济一度曾经快速发展，但因其体制的局限，这种增长方式终究难以为继。

江先生观察到的这一现象笔者也有同感。其实不仅是阿根廷与巴西，在拉美，智利等国也有相似的经历，甚至在全球范围也不乏其例，比如亚洲的韩国，当年也曾在威权体制下实现过经济腾飞，究其原因，这种体制有其独特的优势：当国家以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时，通常会亲近于资本，再加上有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经验可资学习借鉴，因此比较容易集中资源以图赶超。

但是这种体制的弊端，一是容易造成贫富分化和官场腐败，二是由于民主法治的基础不牢，从而使得社会难以稳定。在经济繁荣时期，这些弊端会被暂时掩盖，一旦经济发展遇阻（依照效率递减规律，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就会暴露出来而出现动荡。此时民粹主义就会趁机而起，国家政治急剧地从“右”向“左”转。江隐文中介绍：在阿根廷，这表现为庇隆主义的的崛起。庇隆依靠劳工为基础得以上台，执政后增强福利政策，将劳工再分配的诉求置于经济发展需要之上，遭到工业家、商人和农场主的反对和抵制，使得阿根廷的社会政治很不稳定。据介绍，1930-1983年，阿根廷共出现25位总统，平均任期仅为2年，其中选举产生的18位总统全部被军事政变推翻。如此在“左”、“右”之间反复折腾，阿根廷想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也难。

再看巴西，之前在军人威权统治下，也曾出现了七年的“经济奇迹”，工业和农业生产以及出口都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几乎每年都超过10%，出口翻了两番。这也证明了经济发展初期威权体制可能更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这种发展模式也难逃边际效用递减，到80年代末巴西经济变差，迫使军政府主动放权，以卢拉为领袖的左翼政党得以上台执政。由于卢拉的左倾比较温和，此后巴西经济延续了一个时期的快速发展。江隐认为，巴西转型属于亨廷顿所说的“变革模式”，不仅人均GDP赶上了阿根廷，在国际舞台上也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成为“金砖国家”之一。不过卢拉本人卸任后因被控贪腐而入狱，再后来被判无罪，并于2023年再次当选巴西总统。现在人们都在看他重新执政后是向“左”还是向“右”，又或者是“不偏不倚”。

而阿根廷前不久也换了新总统，这次上台的是信奉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米莱。相比于卢拉，米莱是个彻头彻尾的“右派”，被称为“阿根廷的特朗普”，只是他的执政已不复再有当年军人威权的背景。现如今卢拉和米莱都面临着如何让国家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战，全世界都在关注他俩的“政策实验”。

  拜读江先生之文，笔者有感：历史的经验证明，就发展经济而言，威权体制在一个时期内固然有相对的优势，但一个国家要想持续发展和繁荣，自由、民主、法治，这三者缺一不可。无论“左”、“右”，重要的是不能走极端，否则历史的“钟摆”必会出现回荡而使社会政治经济无法稳定。（未名日记9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