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她（他）们都说这不是“QE”——

上周的3月27日，A股大跌再次失守3千点，此前好不容易站稳脚跟的市场中人，情绪难免有些黯然；但翌日坊间传出一个“大消息”，说是央行可能重启国债买卖，或许是受此讯提振，A股旋即连涨两日站上3040点。笔者觉得，投资者如此反应倒也正常，因为这意味着市场流动性将有所增加。

消息随之得到证实：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女士29日在财新网撰文说，有媒体报道称高层对央行确有重启国债买卖的要求，引发了市场对货币政策将大规模宽松的猜测。恰好笔者刚刚就另一位经济学家赵建先生关于接下来货币政策或将进一步宽松以避免通缩蔓延的观点，连发了几篇小文予以评点，没想到说来似乎就要来了。

有人认为这意味着吾国将实行QE即“量化宽松”政策，不过汪涛女士认为，央行不大可能进行“量化宽松”。汪文指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央行不得直接从一级市场购买国债和其它政府债券，虽然理论上央行可以在二级市场通过公开操作买卖国债，也曾经在2000-2003年有过实操，但在其后的20年基本上停止了此类交易；央行一般通过各种借贷便利工具管理流动性而不是直接买卖国债。不过汪涛亦指由于近年来外汇占款在央行总资产的占比较已大幅下降，目前央行管理流动性需要更高的灵活性，也需要更丰富的货币政策工具实现资产负债表扩张，遂使得央行买卖国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都超过从前。

饶是如此，汪女士仍然认为就算央行重启买卖国债也并不等于是“量化宽松”，因为央行仍有相对充足的空间通过传统的政策工具放松货币政策；即便央行有可能将重启国债买卖，也只是作为其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的一部分。

不仅是汪涛女士，据界面新闻报道，不少市场机构和分析师亦认为，央行若买卖国债并不意味着中国将实行“量化宽松”。如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指出，美国等国家实施QE，是因为没有其它办法、途径、工具和手段，从当前中国情况来看则没有必要，比如存款准备金率还有下降的空间，且高层会议多次强调“要始终保持货币政策的稳健性”，因此中国实行QE的可能性非常小。东吴证券认为：美、日等央行当年开启央行购债有两大共同的特点，一是宏观经济承压，二是央行已经没有降息空间；而当前中国还未到央行需要大规模购买国债的地步。长江证券认为：若央行购债力度、久期（？）不够审慎，容易导致“大水漫灌”，进而引发通胀，同时过度强调“大财政”，也有资源错配的风险。

如此等等，恕不一一列举，总之，这些专家和机构都认为央行即使重启国债买卖也并不等于是“中国版QE”。笔者属于“门外汉”，以自己的粗浅认知和印象中，“量化宽松”的概念和做法似是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期才提出和实施的，它不仅包括国债买卖，同时还由央行直接出资买入部分出险企业的资产股权，相当于某种程度上的“接管”，等到后来市场好转时才“退出”，这可能是“量化宽松”的核心所在。而国债买卖则仍属于“常规操作”，比如美联储多年来一直在购买美债。如果吾国央行接下来只是重启国债交易，的确算不得是“量化宽松”。

笔者之前曾在小文中指出，“量化宽松”有利有弊。有利的是央行释放出的部分流动性可以“一竿子插到底”，省却了中间环节的交易成本，“救市”的效率较高；弊端在于这相当于一次“豪赌”，成功的希望寄予市场的好转以便及时“退出”，否则央行自己就被“套牢”了。

相比之下，央行出资买卖国债同样是有利有弊，只不过它的利弊与购买企业股权正好相反。利处当然是央行不会被“套牢”，因为国债有政府信用为其背书；弊处则在于国债的使用较难“市场化”，基本上只能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半公益性项目，因此投资收益率较低，对市场的提振作用也较弱。特别是当前吾国的一些企业尤其是民营房企深陷债务困境难以自拔，若用国债去救助不合法理，同时似也“无从下手”。

对吾国来说，央行进行国债买卖还有一个难处：所谓国债，是指中央政府发行的债务，但当前吾国的政府债务主要堆积在地方，中央政府的负债率反倒不高。现今地方债务不仅数额巨大，且其中还有一些属于违规的隐性债务，很难直接端得上债市的“台面”。若要通过央行买卖国债去“化解”，除非先将这些地方债务“厘清”，最好转换为中央债务。

笔者承认，我们与美、日的体制和国情不同，的确难以照搬它们“量化宽松”的经验。至于汪女士说的法律问题倒是容易解决，修改一下就是了。譬如早先的《人民银行法》不仅不许央行透支直接购买国债，也不准地方政府举债；后来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政府推出“4万亿”计划，需要地方政府助力，这才修法容许它们在中央政府批准的前提下合法合规地举债。但此时地方债务已堆积了几十万亿之巨，成为吾国的三大风险源之一。——当然这已经是“往事”了。

   门外之人乱弹，让汪女士等专家见笑了。（未名日记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