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化债？且看达利欧支招——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两国的政府债务规模恐怕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美国的国债账面数额已高达3.2万亿美元，而且肯定还会继续增加；吾国的中央政府债务比美国少得多，更多的是地方债务，后者由于存在很多隐性债务，具体数额不详，一般认为规模在数十万亿人民币，央地总加起来应该不少于美国。所不同的是，美国的债主遍及世界，依仗其美元霸权“长欠不赖”，实际上就是在征收“铸币税”，民间俗称为“割韭菜”；而吾国的人民币尚未完成国际化，政府债务主要欠在国内。故此中美两国化解政府债务的路径自然也有所不同。
最近笔者看到财新网报道说，著名投资家、桥水基金创始人达利欧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认为。中国有必要实行上世纪90年代末那种大规模的债务重组。达利欧称，中国早就应该去杠杆来减轻债务负担，因为债务负担沉重的资产负债表和偿债负担正在冻结中国经济，特别是在省级层面，尤其是在一些最为贫困的省份。他指出，历史上不乏国家债务负担过重并将自己拯救出来的记录，“据我所知，没有一个国家没有经历过这个，一般都是好几次。在我的一生之中，美国就发生过三次。”
那么，达利欧所称的中国上世纪90年代末大规模债务重组是怎样实施的？财新报道回顾说，当时中国面临的债务问题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中央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国企改革，从银行剥离坏账，并通过“行政化”债转股、发行特别国债补充银行资本金，将不良资产阶段性转移至非周期性部门等来处置债务问题。笔者作为过来人，对这段历史记忆犹新。实践证明那次债务重组取得了成功，从此吾国的国企和银行都因此而“轻装上阵”，吾国经济也正是从那时开始腾飞，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那么，面对当前压力山大的债务，吾国能否借鉴当年的经验，再来一次大规模的债务重组以“卸下包袱，轻装上阵”呢？笔者不是专业人士，对此无可置喙，只知道与90年代末不同的是，现今的债务规模要比当年大得多，而且那时的债务基本上是国企欠下的，现在我们讨论的主要是政府债务，两者的化债想来自有不同之处。
以达利欧的看法，中国的去杠杆进程相对更容易管理，理由是中国的债务主要是以本币计价，且债务主要由国内持有。他的意思似乎是外债毕竟比较“刚性”，欠外人的钱若是还不上，打起国际官司来不仅脸面难看，回旋余地也较小；而内债不管怎么着属于“自家人欠自家人的钱”，关起门来比较容易解决。
尽管从理论上“欠债还钱”的市场经济规则具有普适性，但达利欧之言亦属于“实话实说”。以当前恒大、碧桂园的几笔债务爆雷为例，都属于外债，实际上笔者相信它们所欠的内债要比外债多得多。企业债务尚且如此，政府债务就更不用说了，后者如果对外出现违约，那是会损害整个国家信用的。美债每当出现债务上限用满之际，美国政府和国会就十分紧张，为是否提高上限的问题争斗不已，而且这些年来类似的“内讧”已多次上演，让全世界看笑话，虽然每次都依赖美元尚存的的信用再次增债而渡过难关。
吾国与美国的体制不同，当然不可能遭遇这样的“尴尬时刻”。但“欠债要还”的经济规律毕竟还是要起作用的。如此，吾国接下来又将如何“化债”呢？
据报道，达利欧曾在他的《债务危机：我的应对原则》一书中提出，主要有四种方式来管理债务问题（括号内为笔者的点评）：一是财政紧缩，减少支出（这话如同说“1+1=2”，问题是能不能做得到）；二是债务违约或重组（如前所说，重组可以，违约对政府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三是央行印钞，购买资产或提供担保（这正是美国的做法，结果就是通货膨胀，而吾国央行一再申明不搞“大水漫灌”）；四是将资金和信贷从充足的领域转向不足的领域（设想挺好，但如何实现呢）。
当然连笔者这样一个外行都能想到的难处，达利欧这样一个投资大佬不可能想不到。他指出，上述措施都会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比如央行印钞可能会刺激经济增长，但会引发通胀；而财政紧缩或债务违约虽然有利于减轻债务负担，但具备一定的通缩性。因此，达利欧在他的书中表示，政策制定者需要均衡使用这些措施。
这里要说明的是，据介绍桥水基金是目前仍然主要关注中国市场的海外投资机构之一，即使在今年经济数据下行的二季度，桥水基金仍增持了中国的一些ETF。可见他关于中国应该如何处理债务问题的上述建议“是真心的”，亦表明他对吾国经济前景抱有信心。用股神巴菲特的话来说，高明的投资家最难能可贵的是“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
最后笔者要荐读《财新周刊》最新一期的长篇封面报道《怎样消化地方债》，详述了当今吾国债务的“前世今生”，洋洋万言看得笔者眼花缭乱，其中一位业内人士之言令笔者印象深刻，说是“一揽子化债不等于一揽子还债”。顺便附上该报道的原文链接：封面报道｜怎样消化地方债
（未名日记8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