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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榷黄奇帆,赞同黄益平 ——关于吾国金融资本项的开放

·未名日记(2037)·

 

                                     商榷黄奇帆,赞同黄益平

                                             ——关于吾国金融资本项的开放

 

本文要义:一件事如果不具备前提条件,如何能直接导出结果呢?如果人民币不能实现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即没有实现“国际化”,它又将通过什么途径、何种方法“成为储备货币、硬通货”呢?

 

关于吾国实行资本项开放、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以及汇率市场化等金融改开的愿景,笔者曾经写过多篇博文,感觉似已言尽。不意近日看到有人转述黄奇帆先生对此问题的一个观点,又勾起笔者的言说欲望。

黄奇帆先生的这一观点,笔者是通过财新网上的苏莉博客间接看到的。苏莉在其博文中推荐了黄先生新近出版的一本著作《分析与思考——黄奇帆的复旦经济学课》,并引述了书中的一段话,内容如下所示(已经笔者编辑):

中国金融开放真正要防范的冲击是什么?是资本项下的资金流动。资本项下自由兑换只有等到人民币成为世界硬通货、真正成为国际货币的时候才可以放开。这个不管住,那是对国民经济的伤害。开放过程中大量外资跟我们融合在一起以后,美国人要跟我们搞金融战、汇率战也会增加很多难度。实际上开放才是中国金融安全的一个基石。在金融上我们现在只能铸牢盾牌,资本项下不能随意流动和开放,至少等到人民币逐渐国际化,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硬通货了,那个时候也不需要管制,自然而然就会开放到位。

黄奇帆先生被认为是吾国高阶官员中少见的一位金融专家,曾经官至重庆市长,并被人们称为颇具“传奇”色彩。自前两年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卸任之后,黄先生“发挥余热”,通过一些论坛、讲座,以自己的学识和经验继续为吾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献策建言。不过黄先生的上述著作笔者未曾读过,据说颇受坊间推崇,有书评甚至以“国有难事读奇帆”为题,显然是套用了当年毛泽东主席追悼罗荣桓元帅的名诗“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

笔者不知道这样的称誉是否合适。但对于上引黄奇帆先生书中所言是存有疑义的,在此欲与其商榷。

毋庸避讳,相比较其它领域,吾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是相对滞后的,主要表现之一是人民币迄今未实现国际化。虽然经常项目已在某种程度上基本实现了可自由兑换(允许国民每人每年可兑换价值5万美元的外币,不过汇出国境事先要经审核,且每次不得超过1万美元),但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尚未实现。也就是说,除了规定的RQFII和QFII等形式之外,外资还不能在吾国的证券市场自由投资、自由进出。不少论者指出,这与吾国作为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实力与地位是不相称的。

笔者认为,当局对放开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持谨慎态度,自有其考量,主要是因为此举具有较大的风险。尽管国际经验表明,一国货币若完全可自由兑换,有利于实现“国际化”,打通国内外金融市场的连接,并可为在全球范围征收“铸币税”创造条件;但是如此放开,在某些情况下就有可能给外资的“大进大出”提供机会,同时还可能造成国内资金的外流。出于“维稳”的考虑,当局对此只开了几条“门缝”,并没有完全敞开“大门”。

然而这并不等于此种情况会一直这样保持下去。实际上早在二十多年前,吾国就提出了包括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改开之目标,这一目标至今仍存在于官方话语中。盖因要使吾国从一个经济大国进一步“升级”为世界经济强国,这道大关是非过不可的。经济学家们称之为“最后的惊险一跃”。

故此,实现资本项下的自由兑换固然可以循序渐进,但吾国的这一改革方向应该说是“坚定不移”的。 然而黄奇帆先生却认为,要跃过这道大关,“至少等到人民币逐渐国际化,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硬通货”之后,其理由是生怕“不管住,那是对国民经济的伤害”。

如上所说,由于实行资本项下的货币自由兑换,既有收益又有风险,且收益与风险是对等的,因此黄先生的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但请恕直言,他给出的解决办法却是“反逻辑”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正像不少论者指出的,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比基本项下的自由兑换更为开放,两者相加,才算是实现了“完全可自由兑换”,这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换言之,只有具备了这个前提条件,一国货币才能真正实现“国际化”,进而才有可能“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硬通货”。

请注意,笔者这里使用了两个副词。一是“才能”,这是针对“国际化”而言,意指只有实现货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你才具备了“国际化”的条件;二是“才有可能”,这是针对“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硬通货”而言,所谓的“储备货币”,所谓的“硬通货”,通俗地讲是指你的货币的“含金量”和别国对你的信任度较“硬”,这比一般的“国际化”有更高的要求。故此:一国货币必先国际化,然后才有可能进一步成长为储备货币、硬通货;但并不是实现国际化以后就会自动成为储备货币、硬通货。

说得再清楚些:一国货币能否实现国际化,主要看本国的金融领域特别是资本项能否对外开放;而能否成为储备货币、硬通货,则还要看世界范围内的市场之选择。

比如,美元是当今“世界第一货币”,属于公认的“硬通货”,在各国储备货币数额中占比最大,但它的“霸主”地位是经过上百年的淬炼才被世界认可的。又比如,俄罗斯的卢布虽然多年前就已完全可自由兑换,从而实现了国际化,但迄今在各国的储备货币中占比很小,因此仍然难以被市场视为“硬通货”,原因在于俄罗斯的经济实力有限,且在世界舞台上经常“不按常理出牌”。也就是说,“硬通货”之谓,一是要“通”(国际化),二是要“硬”(含金量和信用度高)。卢布虽然已“通”,但显然还不够“硬”。

以此观之,吾国的人民币要想成为储备货币、硬通货,同样必须要具备这两个要件。这不是哪个“国际法”所规定的,而是由市场经济的规律和人们的自由选择所决定的。

然而黄奇帆先生却主张“反其道而行之”,认为资本项下的货币自由兑换应该等到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成为世界储备货币、成为硬通货以后再放开,并称到“那个时候也不需要管制,自然而然就会开放到位”。这就把事物的发展逻辑给倒过来了。

试问,一件事如果不具备前提条件,如何能直接导出结果呢?试问,如果人民币不能实现资本项下的可自由兑换即没有实现“国际化”,它又将通过什么途径、何种方法“成为储备货币、硬通货”呢?

这个道理是如此简明,以至于笔者有点怀疑苏莉博客对黄奇帆先生书中上述观点的摘引是不是他的原意。如果不是的话,笔者只能请黄先生原谅了,就当笔者“白说”。不过笔者上面所讲的道理依然是成立的。

恰在笔者准备敲键与黄奇帆先生商榷之时,又看到另一位黄姓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先生——日前在2020中国国际金融年度论坛上发表的主题演讲中表示:我们过去四十几年的成功其实就是因为改革开放,改革就是走向市场经济,开放就是融入世界经济。从这个大的方向来说,如果继续往前走,那么资本项目开放应该是必然的选择。更何况我们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不远的将来,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资本项目放开,更进一步地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当中,是我们的必然选择。

不仅如此,黄益平先生在演讲中还进一步提出了“资本项目何时开放最合适”的问题,指有的人认为现在应该抓紧时间开放,有的人认为现在不是好的时机。 黄益平先生坦言,他个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在过去几年发生了一些变化:原来认为应该在宏观经济环境比较稳定的时候开放,这样不太容易出现资产价格大幅度下调或者资本外逃等风险因素,会使得开放的过程变得更加平稳;但现在再看过去几十年各国开放的经验,经济金融环境都非常好的时候,资本项目开放必然会吸引大量的资本流入,短期内导致经济增长非常强劲、资产市场非常繁荣,本币也会不断升值,很可能会造成过热,使资本市场形成泡沫,本币出现高估,反倒容易发生很大的金融风险甚至发生金融危机。

因此他现在的看法是:第一,可能并不存在最佳的开放时机;第二,在经济金融环境不是那么完美的时候开放,也许会提高我们对风险因素的防范和处置,也许这样的开放更加稳健、更加可持续。

笔者完全赞同黄益平先生的看法。

说到这里,笔者想起前面那位黄先生——黄奇帆先生在书中还提到:金融开放过程中大量外资跟我们融合在一起以后,美国人要跟我们搞金融战、汇率战也会增加很多难度,实际上开放才是中国金融安全的一个基石。笔者认为他的这一说法是正确的,惜乎与他在人民币没有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硬通货之前,不能放开资本项下货币自由兑换之观点是自相矛盾的。但黄先生提到美国人要跟我们搞金融战、汇率战,这确是当前的实际情况,是我们应该警惕和防范的。

回想几个月前,鉴于当时美国的新冠疫情已十分严重,经济亦受到严重冲击,而吾国的抗疫比较成功,复工复产也顺利推进,笔者曾提出这或正是吾国加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项开放的好时机。然而如今情况正在起变化,美帝开始不断地多方面打压吾国,甚至鼓吹“脱钩”论和“新冷战”,在这种背景下,吾国是否还应该加快金融开放的步伐?念及于此笔者不禁有些迟疑起来,担心现在若开放资本项,会不会给美国对吾国发动金融战提供可趁之机?当前是否应该以确保金融安全为先,资本项开放之事应押后再议?

不过看了另一位位黄先生——黄益平先生上述之言,笔者又打消了这种担心。盖因吾国之所以应该加快包括资本项开放在内的金融改革,是因为这样做从长期看有利于吾国的继续发展。至于美国究竟会怎么做,所谓“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那是我们拦不住的。吾国还是应该把自己该做的事做好。不妨假设一下,假如美帝继续对吾国进行打压,难道吾国就不再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再实行资本项的货币自由兑换了吗?用吾国老百姓的一句俗语来说:“听蝲蝲蛄叫,还不种庄稼了?”

正如黄益平先生所言,其实像资本项开放、货币完全可自由兑换这些金融改开事项,并不存在“最优时机”的选择。因为这些改开措施不在于瞄准短期效益,而是着眼于长远的目标。一国经济的发展不会呈直线状,总是有起伏的,即使你挑了一个自认为是“最优时机”来实施这些改开,也难保此后会遇到“困难时期”,那时候又该怎么办?难道把已经打开的大门又关起来,将已经开放的资本项又“封”起来吗?这显然是不可想象的。

既如此,吾国的金融改开,还是应该加快推进吧!换个角度看,过去几十年,吾国一直投身于、致力于、今天仍然在维护“经济全球化”,而“金融全球化”不正是“经济全球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吗?总不能我们放开其它领域,唯独金融例外?

该来的早晚会来,该做的早晚得做。俗话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对于吾国的金融改开,实行资本项开放、货币完全可自由兑换、汇率市场化等,所欠的“东风”不是时机的选择,而是决策部门的信心、决心和胆魄。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们已经准备了二十多年,还要等待多久呢?

最后笔者想举一个正面事例来说明应该如何看待金融改开的风险: 曾几何时,我们曾经把“7:1”看作人民币兑美元必须坚守的一道关口,认为一旦“破7”有可能会出现人民币大幅贬值,冲击吾国的金融和经济,故此市场汇率几次面临“破7”时都被管理部门采取各种办法坚决击退。直到去年8月,管理层似乎突然“想通了”,允许人民币汇率突破了这道关口。此后一段时间人民币汇率虽然在“7”字头以下徘徊,但并没有出现之前人们担心的大幅贬值。更不用说时至今日,“7”字头大关已重新收复:自几个月前触底反弹以来,人民币走出了一波显著的升值态势。就在笔者写作这篇博文时,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已站上6.83的点位,比5月底累计升值已超4%之多。分析家们认为,这与吾国经济在全球疫情冲击下率先实现经济复苏,海外需求旺盛持续推高吾国出口,以及吾国进一步加大开放吸引外资的政策有关。

请看,汇率“不可破7”的“魔咒”就这样波澜不惊地被打破了,所谓“资本项不可开放”的“魔咒”又当如何呢?且容笔者引用吾国宋代大诗人苏轼的一首名词来结束本文吧: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2020年9月14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笔者电子邮箱:wmc52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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