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名周记（1950）·

本文要义：对于是否应该“保六”，争论者首先应该问一下自己的主张是出于“政治”的还是“经济”的考量。若是出于后者，就应该就经济论经济，尊重经济自身的消长规律，可以继续施行适当的逆周期政策，但这只是为了“托底”，只是为了防止出现“非理性衰退”，而不是为了颠覆性地逆转整个周期；至于经济何时才会真正见底，找到L型中的那根直线与横线的汇合点，主要还是要看市场自身的“探索”。若是出于后者，那就另当别论了 。

1、临近年末的吾国经济学界，正在发生一场“保六”之争，即关于政府是否应该出台刺激措施力保吾国明年的GDP同比增长率不低于6%的争论。笔者浏览了一些专家的相关文章，觉得对有些基本道理、语词和概念以及相关逻辑，应该首先予以厘清，否则容易沦为“无谓之争”。以下是笔者的一些想法，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不求行文“严谨”，只求“言之有物”。

2、显而易见，主张“保六”者，其前提是判定明年吾国的经济增速很可能会几十年来首次“破六”。的确，自今年以来，吾国的GDP增速，从一季度的6.4%，到二季度的6.2%，再到三季度的6.0%，呈现出明显的逐季下降的轨迹，以此推之，四季度乃至明年似乎很有可能会跌破6%。

3、但是这种简单的推测是否靠谱，笔者有点将信将疑。实际上从国家发改委、统计局等部门刚刚公布的今年11月份数据来看，吾国经济似有“回暖”的迹象，包括：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的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2，在连续六个月低于50的荣枯分界线后再次回到扩张区间（财新中国PMI更是录得51.8，为2017年以来之最高）；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2%，增速比上月加快1.5个百分点，其中制造业增长6.3%，比上月加快了1.7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0%，为近5个月的新高，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再加上前些天中美刚刚就两国经贸磋商的第一阶段协议内容达成共识，很有可能在年底或明年初正式签署，这对吾国经济来说无疑是个利好，故此，明年是否会“破六”，恐怕并不那么确定。如果实际结果是否定的，所谓的“保六”岂不成了“杞人忧天”？

4、即使从“底线思维”出发，凡事做好最坏的打算，笔者对“保六”之说仍持怀疑态度。试问，“保六”的主语是谁？是政府，还是市场？从主张“保六”的专家之文意来看，显然是指政府。因为市场由无数的企业和个人所组成，他们专注于自身的业绩，对宏观经济的增长水平，实际上处于一种“集体无意识”。换言之，只有政府才会提出宏观经济“保X”的目标；企业和个人当然也有自己的目标，但他们追求的是自己的赢利最大化，且其决策是非常分散的，不会为宏观经济的“保X”而刻意地、集体性地增加投资和消费（也许国企除外）。从以往的经验看，事实上也只有政府才有权力集中资源去争取实现宏观经济“保X”的目标。

5、那么，政府为什么一定就要“保六”呢？有一种解释是为了在明年实现“两个翻番”的目标。也就是说，提出这个目标是为了完成另一个更大的目标。严格地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经济设定增长目标恐非一种市场化的管理方式，盖因市场浩如烟海，对政府来说充满了太多的信息不对称。何况根据有关测算，明年吾国的GDP只要实现5%略多的增长率，就能实现“两个翻番”。所以上面这种解释依据并不是很充分。

6、另一种解释是如果“破六”，就会对吾国的就业造成很大压力，影响社会安定。然而最近一些年的实践表明，虽然自2010年以后吾国经济开始由过去的高速增长（8%以上）逐渐转为中高速增长（7%、6%），但吾国的就业仍相当稳定，根据官方数据，失业率一直控制在5%以下。以今年前三个季度的表现为例，GDP的平均增长率下降至6.2%，但新增就业数量已经提前完成了全年的指标。更何况吾国早已出现“老龄化”，劳动力人口开始减少，凭什么认为“破六”就一定会导致大量失业呢？退一步讲，即使明年的经济增长率降到只有5%—6%的区间，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居领先地位，有必要为此而恐慌吗？

7、在笔者看来，“保六”之说唯一可取的合理之处，就是有专家提出的防止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这种担心的确有其必要。所谓经济，就是人类投资、劳动、消费等各种活动的总和，故此经济行为中掺杂了人们的很多主观因素，有时会出现“非理性繁荣”，有时则会出现“非理性衰退”。当经济出现持续下行的势头时，可能会引发人们的恐谎心理，从而做出“防卫过当”的预期和行为选择，进而造成某种“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方面经济史上有两大佐证：一是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经济学家们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管理部门在经济出现严重泡沫时强行实施收缩政策，遂使“雪上加霜”；二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出现相似的情况，使得日本的经济泡沫遽然破裂从而“失去二十年”。

8、正因为如此，凯恩斯主义才大行其道，其核心要义就是加大政府的公共投资，以逆周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为处于衰退和下滑中的经济“托底”。2007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这种逆周期的策略为各国所普遍采用：在欧美国家表现为“量化宽松”；在吾国则是“4万亿”刺激计划；在日本，可能是由于曾经“失去二十年”留下了深刻的痛苦记忆，甚至采取了“超级宽松的货币政策”。“逆周期”也由此成为各国政府和央行政策表述中的“常用词”。

9、然而细辨逆周期之说，前提是确认“周期”的存在，即市场经济的发展通常表现为周期性的增长和衰退，犹如大海中的潮汐变化。但既然称之为“周期”，就等于承认这是市场正常的发展规律所致，即市场的运行表现为一条有起有伏的曲线而不是一条平稳的直线。以此理解，逆周期政策的目的只是为了避免市场的“大起大落”或称“过热过冷”。因为“过热”会使得经济泡沫膨胀，而泡沫是终归要破灭的；“过冷”则容易造成经济断崖式下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逆周期理论有其合理之处，运用得当可使经济的周期性起伏相对比较平稳而避免过度的起伏。

10、但凡事过犹不及，逆周期政策亦是如此。要知道，既然所“逆”的是“周期”，那就是说，逆周期其实针对的是一种经济规律。因此，你可以在客观规律面前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政策工具加以适当的调控，但你不可能完全逆转整个周期，就像人类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改变自然面貌，但不可能做到“人定胜天”，否则就不存在“周期”、不存在所谓的“规律”了。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比喻性的词语：“着陆”，并派生出“硬着陆”和“软着陆”两种说法。

11、显然，凯恩斯主义的逆周期政策，其目的就是为了让经济能够“软着陆”而避免“硬着陆”，因为一般认为“硬着陆”的风险更大。但是，不管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首先要明确这是在“着陆”而绝不是“起飞”，正如逆周期的目的是为了“托底”而不是为了“抹平”。可是，正是在这一点上，凯恩斯身后的弟子们却屡屡把事情做过了头，以至于经常把手段当作了目的本身，以为只要靠政府的权力和资源，就能通过强有力的刺激政策使正在“着陆”的经济重新昂起“机头”向上恢复高速飞行。其结果不仅未能使处于下行周期中的经济安然着陆，反而在气流中起伏不定，甚至重新又处于危险的境地。

12、当今全球经济，可以说就处在这样的境地：由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这些年来各国政府不停地动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虽然大部分国家的经济避免了“硬着陆”，但始终没有得以真正的复苏，今年以来似有重新陷入衰退的迹象。其中，作为因长期实施低利率政策而引爆全球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美国在几年前“带头”停止“量化宽松”转而开始加息和缩表，试图让“着陆”后的本国经济重回正常发展的轨道，最终却因特朗普的极度不满而不得不转为降息。笔者由此颇有点奇怪地发现，尽管特朗普是个兼具民粹主义和“素人”特征的总统，说话做事都显得不合规矩，但有一点他和世界上大多数领导人一样：都是凯恩斯主义的天然拥趸。细想其实也不奇怪，因为逆周期理论本身就是为权力部门量身定制的。

13、说到“软着陆”，吾国这十年来的经历堪称是这方面的典范：从2011年即“后4万亿”时期开始，吾国的经济增长率开始平稳地下降，从“8”而“7”，又从“7”而“6”，且每年的下降幅度只有零点几个百分点，成为世界经济史上“软着陆”的经典之作。这当然少不了吾国政府宏观调控的功劳，也体现了吾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的优越之处。这些年来，吾国政府和央行总体上一直在实施逆周期的调控政策，即每当经济出现明显的下行迹象时，带有刺激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总会伺机而出，区别只在于力度的强弱，从而确保了经济的“稳中有进”。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进”，不应该理解为经济增长速度比先前更快，而应该是指经济仍能保持一定幅度的增长。故此，即便明年真的“破六”而只能做到“稳五”，无疑也是在“进”，仍属于“稳中求进”。

14、不过，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软着陆”好于“硬着陆”，但也有少数人持相反观点，认为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软着陆”亦有其弊端，而“硬着陆”也未必没有好处，理由是：“软着陆”必须要释放更多的货币、增加更多的政府投资，但这种信用扩张毕竟超出了市场经济的正常需求，后期的经济必然为此付出代价而可能会陷于“滞胀”；“硬着陆”虽然使经济在短期内会有较大损失，但它能以较快的速度令市场得以“出清”，从而较快地恢复健康，迎来真正的复苏。——实话实说，笔者比较倾向于此种观点，尽管在实践中很少为管理部门所采纳，笔者理解这是出于一种政治性的考量，就像人们生病时往往更愿意采用保守疗法以求稳妥。

15、有鉴于此，笔者无意主张以“硬着陆”取代“软着陆”。事实上在过去的十年，无论是在吾国还是在其它国家，“软着陆”已是既成事实，被比喻为“海啸”的最近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也确实没有造成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那种整体上的“大萧条”，全球经济甚至每年都还略有增长，吾国经济增长更是保持了6%以上的中高速。然而，所付出的代价也是明显的：全球货币泛滥，债务总量猛增，经济总是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中。前几年似有复苏迹象，后来表明这不过是一种“假象”。金融危机爆发虽已离我们有十余年之久，但现在人们越来越感觉到仍处在它的阴影之下，仿佛随时都有卷土重来的危险。简言之，好比一场“急性病”被生生拖成了“慢性病”，要命的是人们不知道它何时才会真正痊愈。前几年有“权威人士”分析吾国经济未来可能会呈一种L型，这是一种相当务实和理性的态度，然而现在看来，L型的这根竖线似乎还没有下探到与横线的交界处。

16、在这种背景下讨论关于是否应该“保六”的问题，不由令人颇生感慨：一个“保”字，已然道出了它的艰辛。连带地，由“保六”之争又引出了关于潜在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的话题：有人认为目前吾国经济的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故此只要将潜力发挥出来，漫说“保六”，就是更高一些也不是不可能；另有人则认为正好相反，即实际增长率已高于潜在增长率，若非这些年来的刺激政策，别说是“六”，可能早已经降到“五”甚至是“四”。但以笔者之见，这种争论亦意义不大：盖因“实际增长率”倒是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然而要说“潜在增长率”，有谁能估摸得准呢？譬如前些年有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断言未来二十年吾国经济可获年均8%的增长，就是依据他估算的“潜在增长率”分析的结果；但同样是这位著名经济学家，最近又改口将他之前说的8%悄然改成了6%。怪不得人说经济学家们的预测大多不靠谱，十个经济学家会有十种乃至十一种说法。——可不，上面这位，一人就占了俩。

17、这当然是玩笑话。还是回到“保六”之争。综上所述，对于是否应该“保六”，争论者首先应该问一下自己的主张是出于“政治”的还是“经济”的考量。若是出于后者，就应该就经济论经济，尊重经济自身的消长规律，可以继续施行适当的逆周期政策，但如前所说，这只是为了“托底”，只是为了防止出现“非理性衰退”，而不是为了颠覆性地逆转整个周期；至于经济何时才会真正见底，找到L型中的那根直线与横线的汇合点，主要还是要看市场自身的“探索”。若是出于后者，那就另当别论了。笔者只想指出：退一步讲，就算未能“保六”，就算未来从“中高速”降到“中速”，那又怎么样？难道天就会塌下来了吗？要知道在别的国家，其经济能有3%以上的增长率，就已经算是“高速”了，何以我们仅仅是可能会“破六”，在一些专家看来，仿佛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了呢？——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体制，有那么脆弱吗？

18、最后要说的是：在笔者看来，所谓的经济周期，还有大、小之分。上面所说的那种“周期”算是小的，指的是经济在一段时期内本身的起伏；若论大者，那就要拉长时间来看了。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吾国经济已经高速增长了三十年，创下史上又一个奇迹。说“又”，是因为有过几十年高增长周期的国家，并不止吾国一个，德国、日本、韩国、阿根廷、智利等等都曾在这份名单上。但是，这些国家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高增长周期之后，其增长速度无一例外地开始下降，早先的高增长变成了如今的中低速增长，有些国家在有些时段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这其中是否蕴含着某种规律呢？从哲学角度看，凡事必然有兴有衰，这符合自然辩证法；从经济学角度看，笔者以有限的常识能想起的一种解释，恐怕就是“边际效用递减”。回顾历史，吾国经济自改开之后经历了三十年8%以上的高速增长周期；从2011年至今平均增长率还能维持在7%左右，等于又经历了十年的中高速增长周期；即使未来十年降到6%以下即进入一个中速增长的新周期，那也已经很了不起，或者说上苍已经很眷顾我们了，盖因这样总算起来吾国将会有半个世纪保持平均7%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时间之长、效率之高，在世界范围内可以说无人能及。从这个意义上看，今天我们的“保六”之争，算不算是一种“幸福的烦恼”呢？如果不是的话，那又是因为什么呢？

                                                           2019年12月23日于安吉桃花源

  简介：未名者，江南布衣。生于20世纪50年代，下过乡，上过学，教过书，做过公务员，写过小说。中年后下海创办并主编某内部刊物凡二十多年，撰有经济政治社会法律等分析评论文字千万余言。现已退休，居于山间一寓，远离城市喧嚣。2017年开始撰写博客（“未名周记”），2018年7月开始兼写微博（“未名日记”），以发挥余热，防止痴呆。有道是：只事耕耘，不问收获；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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